显而易见，这场争论也触及最高的实践旨趣。怀疑理论要求一种怀疑的实践，这指的是，一种反伦理的实践。伦理实用主义者是何等地热心于恰好否认这点，可是，只是当他们放弃理论与实践真正一致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在理论和实践严格一致的前提下，人们作为经验主义者是否信奉怀疑主义的相对主义，或人们作为唯心主义者是否信奉伦理绝对主义，这就真的不应加以区别吗？
（1）我们假定，行为者是以伦理绝对主义为基础，他因而相信善本身，善本身作为绝对有效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的，因为它是与一个先验的（独立于所有实际的意欲者和行为者，独立于他们的偶然的、心理的结构等）有效的概念相一致的。我们假定，这个观念与所有它的组成部分都在其绝对有效性中清晰可辨，而且同样可辨的是以其纯粹的本质为基础的绝对原则。对于个别经验情况下，一种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原则或违背其纯粹意义也同样如此。于是，行为者知道，他绝对是受约束的；他知道，他在其实践行为中一定受到伦理原则的约束，就如计算时受算术原则约束一样。正如他计算时心中清楚，只要2和4的意义是确定的（2是2和4是4），只要2×2＝4是确定的，那么想到或没想到2和4的意义，从生物学上看是否有益呢？尽管错误计算可能在生物学上是有益的，但是错误计算仍是错误计算，它并不因生物学上的益处而变成真。这同样适用于规则。伦理和实践观念的意义（如果这儿如绝对主义者恰好确信的，存在诸如此类的东西），正是这样确定原则。善是善，恶是恶。只要这些概念的意义是不变的，所有纯属于这种意义的、人们只能通过抛弃意义才能被抛弃的东西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性不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一如信仰中的理论认可属于真理，其中也属于伦理真理，评价的认同，有些情况下意欲、实践的实现属于善。另一方面，非认同属于恶，但这种恶不是经验意义上的，而是观念意义上的。一种将非真认可为真的判断活动是不正确的，同时也是无价值的；一种实现非善的行动是不正确的、非理性的，同时也是无价值的，诸如此类信念和观点在实践上的含义是清楚明白的。理解真，至少在理智的要素中，即将真确立为真的，并因此将其判断为正确的。完整地理解实践的善，清楚明白地视其为一定情况下的诉诸之物，这意味着，至少在理智的要素中，理解实践的善即愿意倾向于它。一般地理解实践的善，无疑也只是确信，在所有的行动中，一个绝对的规范是仲裁者，而所有的行动恰好应以绝对规范为榜样。这种一般地理解意味着，以更普遍的方式倾向于想要向善的意志。可是，这并不表示，出现真正的、连续的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