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是我20多年前还在北京大学从教时就想做的一件学术工作，但因为各种缘故，断断续续花了近十年时间，直到我辗转清华约五年后，才在唐文明教授等门人的协助下完成此事。感谢彼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的贺耀敏先生和李艳辉编审，是他们的鼎力支持才使这部近250万字的文献集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出版，并数次重印！大约前年秋，转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李艳辉女士同我商议，能否将此书转至她新任总编的北师大出版社再版。艳辉总编先后负责出版过我的多部著作和译著，是我在出版界最信任的朋友之一，她的提议无疑是我必须认真对待的，更何况北师大出版社在她的经略下日新月异，已然成为当今最负学术盛名的大学出版社之一，于是，便有了此书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
我深知，翻译编辑这类专业学科类文献的系统选编已不多见。或许是受业师周公辅成先生的影响，抑或为我自己对从教为学的既定“成见”所致，至今我仍相信这样的工作依然是有意义的。业师辅成先生学出老清华国学院，而老清华国学院的“授业”范式是：不单每一类学科而且是每一门课程都需先立范例并确定文献范围，尔后方可开坛论学教学。辅成师早年在北大开招并授业西方伦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时，便是先编专业文献，然后再编讲义，最后开讲教学的。只可惜，他老人家花费巨大心力和精力编辑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因“文革”之故，只在“文革”前夕出版了上卷，下卷延迟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得以杀青。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辅成师开设的“西方人道主义史”并编译《西方哲学家、政治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言论选辑》一事上。杏坛未已，天意苍茫。学界一如日用世界，许多的人和事确乎都是难以琢磨的，更遑论合理预期和从容信托了。
但无论世事如何变换，总有某种连绵不断的踪迹可寻，相对于社会文明，文化或者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往往显示出更顽强也更清晰的“传统”特性和“文脉”“谱系”，亦即某种知识、意义和精神信念的连续性。当代的学人喜欢谈论诸如“知识边界”或“学科界限”一类的问题，而且说法甚多，说词亦繁，这大概源自当代学科交叉或所谓“跨学科”趋势日益增强的缘故。果真如是，我以为对于“知识边界”或“学科界限”至关重要的大概有两个因素：其一便是已有的专业知识谱系，其二是专业知识内部的“问题域”，即某专业知识的基本主题及其衍生问题。就此而言，编辑梳理学科经典（文献）的工作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具有首要地位。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私见”，未必能够得到公认。可执着如此，我自然会我行我素，不改初心了。
职是之故，我便带着学界友人和门下诸弟子一如既往，持续数年，终于完成了这部20世纪西方伦理学的经典选编和翻译，依主题分类集结为四大卷。发行十多年后，出版社和我都意识到一些问题，诸如：开本过大，不便于学生携带；分卷太厚，不便于随时阅读，尤其是精读选读；如此等等。于是，趁此次再版的机会，出版社决定将之分解为较小开本的多卷本重新编排出版，我和唐文明教授非常感谢出版社的这种悉心考量和出版改进。
关于本书的选编、翻译及其背景和寄意等事宜，我在原版的长序中均有交待，这里就不再赘言了。我想再次强调的一点是，这部专业文献选编寄托着我和参编诸君对于某种师门学术传统的尊重和维护，主要目的是为现代西方伦理学专业教学和研究提供一种简要的知识路线图，她直接承接着业师周公辅成先生所主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下卷），因此她更近似于一部较为系统的教学参考文献，若还能为非专业的伦理学、甚或人文社会科学爱好者提供某些有益的资源，甚或多少能够满足他们的阅读兴趣和求知愿望，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善举了。
是所望焉！
万俊人
急就于20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京郊悠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