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化是对灵魂中的无序性的掌控，那么,它在城市中的应用就会使它与乡村的对比——与那种自然观的对比——而不像与内在自然，即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无序形象的对比那样明显。为此，甘斯说：“因此，艺术的‘掌握’的真正含义，就是对人类情感的掌握。要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就必须对各种情境、对唤起这些情感的经验进行令人信服的表现或‘模仿’”(Gans,1982,11)。
这表明文化激发并加剧了它需要克服的情感或无序状态。从285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创造了需要被控制的情感，例如，通常注意到城市居民表现出来的焦躁不安、心烦意乱、疲倦不堪、匿名性、逆来顺受和虚无主义的情绪。我们能不能说，在富有事件性和决定性的想象性马赛克中，城市强化了这些情绪及其“克服”呢?因此，文化就会在需要强化和超越这种困扰日常生活的极端偶然性经验中定位这种张力。请注意，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在最直接的层面上，如果说城市是自由和流动的堡垒，那么,它也是怨恨获得某种特定现代形态的场所。这是与解决不平等现象的自由和主观的个人怨恨的需要相称的，这些场所被想象为把他们与中心(行为所在的场所)隔离开来的条件。城市的性质及其多样性与一个人群的混乱情绪有关，他们的怨恨与中心和周边的这种分层模式联系在一起。排斥和对社会剥夺的怨恨充斥着整个城市，因为在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在行动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外围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克服”或者消除这些情绪，城市的文化体现了唤起这些情感的情境。城市的文化产生了魅力、自怜和恐惧，因为人们与行为的隔离被认为是由生活的机会释放出来的分化所导致的。困扰城市及其担心他们被排除在行动之外的最“敏感”的居民的焦躁不安，是城市的想象性结构的组成部分，导致焦躁不安的方式各不相同，有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各种想入非非，诸如错失机会、对“高雅生活”的神秘感、名人场景、难以进入社交圈子、流言蜚语以及被称之为“城市神话”的种种形象。城市里充斥着正在被错失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唤起了一种持续不断地对行动场景的不可思议的集体感，引起了一种排他感和遥远感。这种感觉总是顺着作为一种隐秘场所、一种都市乌托邦的边缘地带在别的地方流动，这种感觉煽动着怨恨和**，总是对城市里焦躁不安的灵魂起着一种**作用。
按照这种观点，城市的文化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揭示出来的，即通过短暂的地形学释放的焦虑，唤起并产生碎片化的形象及其超越。卓越的城市方法是增强它的魅力，因为城市的匿名性和碎片化的拥挤景观就是控制怨恨的手段。在激活这种匿名性的景象时，行为的情境激发了对它进行掌控的需要和欲望。因此，在被想象为一致性承诺、亲密性允诺之更新时刻的表现中，城市模仿对匿名性的掌控。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的情境把对生活的事件性和决定性参与——遭遇的偶然性和无常性——表现为对其掌控的真正承诺。这种行为情境的形象把匿名性当作永恒的负担戏剧化了，而城市居民则可能通过应对教养的挑战来克服这种重负。在甘斯看来，作为这种掌控的延迟而具体化了的教养，是因为城市的多样性、生活机会在现代生活中释放的怨恨，以及一心想着那些未能实现和被挫败的欲望而成为必要的东西。因此，教养会出现在那种使怨恨变得文明的努力之中(Gans,1982,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