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终结的看法在许多解释中占上风。一方面，认为全球金融业务的流动性超越了不相关地区(国家、城市)的主权观念，这一看法充其量使城市沦为市政规章的纽带，最终取决于其他地方的决定(Delanty,1995and1997;Castells,1997)。在这里，对城市的研究不过是相当于对地方抵抗的无能为力或者地方政治决策的顺从做法进行一种没完没了的诠释。假如城市被想象成一个接受来自任何地方的影响的吸收性语境，那么作为行动者，它往往带有受害者的印记。城市只是一个符号，而不是别的什么,因为它将成为的一切都是由它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的。即使在被压迫民族的漫长历史中，这种外部条件与人民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创造性反应的无数方式，也通常被描述为一个集体的文化符号。因此，作为一种典型的声音，萨斯基娅·萨森很难找到这样的创造性，她认为某些城市目前正在成长(她的“全球城市”),这是因为：国家和全球市场以及全球一体化组织都需要全球化工作得以完成的中心位置。金融和先进的公司服务是生产全球经济体系实施和管理所必需的组织化商品的行业。城市是这些服务生产的首选地点，特别是最具创新性、投机性、国际化的服务部门。(Sassen,2000b)
请注意，不管是什么使城市成为“首选地点”,都被排除在这幅图景之外，这意味着城市对作为一种欲望的客体保持沉默。在这里，城市往往被看作商品，而没有更多的东西，就像“国家和全球市场”、组织及其“需求”中的价值标准一样，欲望“客体”令人垂涎。萨森的安置概念要求城市成为“全球化工作得以完成”的场所，按照市场价值来选择。因为她把这项工作描述为“先进公司部门”产生的“创新、投机和国际化”服务，因此，全球化的工作就是金融和公司专家的工作和它们所需要的服务。
很显然，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萨森的主张(关于传统批评的概述，见Smith,2001),城市的集体化仅限于企业组织的创造性及其产生的项目，往往导致了清晰确定的企业“生活方式”的制度化，其中包括为它所服务的下层阶级(大部分是移民)的很大一部分。市场驱动的流通体系以游客、企业管理者和流动劳动力的形式把游客带到城市，他们往往在项目和集体化的时刻合并，从而形成一种生活方式。令人奇怪的是，城市的游客通过把集体自我维持的要求强加给常住居民来界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居民要么接受它(中产阶级消费),要么在边缘(穷人)发泄敌意。客人通过寄生的过程来颠覆这个城市，城市内在固有的东西因为那些外在于其历史的人的议程设置举措而被外在化，而那些人只是出于工具性的理由才来到这个城市。
城市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似乎是全球性解决和凝聚其“战略功能”的一个场所，也就是说，它只是被一些匿名但协调的公司“太阳之眼”所指挥的国际力量所使用。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城市，从这些非常有限的角度来看，也必须为它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而斗争。也就是说，一个全球性的城市是被解释性地产生出来的，典型的说法就是城市是一个欲望的客体，因为人们认为，它产生其存在的一种解释性的可能性结构就是那种热情友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