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居住隔离和歧视的描述为何仅是一个城市故事的一部分?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我们需要遇到其特定组合的社会现象。如果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性别、年龄和种族的差异都是典型的，那么,这些差异在城市的街道、公共空间和活动中是被如何分布的，不仅在特定的地区，而且在一天里的不同时间?也就是说，多样性究竟是怎样与城市的节奏相互渗透的?如果就政治经济而言，多样性体现在经济的两极分化上；对于城市规划来说，多样性反映在区域的不同使用上。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多样性和同一性究竟如何具体影响城市的发展?一个城市的多样性是如何作为知识环境而产生活力的?
每一个范畴(如年龄)不可缺少的多样性都要求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城市生活中这种范畴本身是如何被定位的?在城市生活中，年龄的变化是如何表现的，这不仅是指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夜间活动中或者在其各个地区和街区的街道生活中的相对参与率，而且指其他范畴之间的相对参与?也就是说，年龄、种族和性别(如对阶级的控制),如何以产生不同的范畴(年轻的黑人男性、年长的白人女性)被分布在城市的空间和时间中，从而显示出城市的独特性?这些结构本身又是如何用可能为任何一个城市产生一幅凝聚和排斥的假想地图的方式相互关联在一起，描绘了一种集体序列的地形?一个多元化的城市是否意味着在年龄、性别、种族或阶级的范畴上存在相关的多样性，从而把每一个范畴都区分为具有内在异质性的?一个城市的多样性是否与其不同范畴之间和之内的交流流动性相关，而这些范畴可能产生种族间或代际间的联系和凝聚力?一旦我们开启多样性的概念来接受检查，它就会暴露出这种组合可能性和集体化实例的巨大范围，我们凭直觉预期这些可能性和实例是不是与这个“混合体”和城市有关的话语的一部分。如果混合体作为标记系统这一事实毫无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预测城市激活、管理或使多样性的个人和群体类型和类别变得死气沉沉的极端点。
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异性是由城市中的不同群体的流动来体105现的，因为这些影响的相互渗透总是会引发这一个问题，即这些差异性如何改变中心以及中心如何重新塑造差异?希尔斯所说的“传统的多样性”(Shils,1981,255)由于影响和人口的不断迁移而成为城市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当这些影响变得明显可见的时候，融合总是提供一种观察增加、合并、吸收、溶解和冲突模式的机会(Shils,1981,240-286)。同样，城市并不是以不同群体的量化表现(以商品或设施的方式)把相互渗透的问题集体化，而是通过它释放出相互参与的期待和相互认识的结构的能力，这种期待和结构以它本身是中心还是边缘的方式涉及它在城市中心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世界上作为一种实体产生的距离概念，通过运动和聚集的数字被简化为另一个事实，而这些简化又以它自身的方式成为揭示作为一种集体化焦点的机会。这个时候，无论是关于城市化还是多样性，超验的问题都会被遗忘。
看不见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