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推导出的看法是，世界金融力量释放的流动性产生了一种不同人口居住在大城市中的循环组合体，这可能会让任何一个城市的主权陷入危险。也就是说，城市居民对家乡(习俗、传统)的多样性依恋使他们有可能方便地把现在的场所当作便利设施，仅此而已。不过，如果这一观察是真的，那么它就可以增添而不是剥夺城市的色彩；由于要更深入地探讨究竟是哪一种城市的混合形态，我们被引向一个城市究竟是如何进行融合的问题。多样性不仅是一个数值条件，因为那里的离开、到来和存在都是在过去的影响和对未来的期待的熔炉中形成的。正如流动性碎片的循环并不意味着都市性一样，碎片的数量聚集也不会带来多样性。
如果每一个大城市都是柏拉图《蒂迈欧》习语中的“搅拌碗”,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如何用某种都市性的观念衡量这种混合体，而无须假设它是无形式的，也就是说，如果混合对于城市来说是重要的，那么这种多样性又是如何被认为具有都市化性质的呢?一个城市的都市性是否存在于不同事物的简单数量以及给这个地方带来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多样性就是由数字规则来控制的。一个城市的都市性是存在于这样的数量变化中以及存在于各种颠覆中，还是相应地被这种场所吸引呢，抑或存在于一种相互作用中?例如，戈特迪纳认为，城市的无形式性(formless-ness)只有通过霸权性的篡夺才能得到解决，“空间本身成为社会互动的对象，而不是对比性所指。各种意义的冲突，往往是在受益于工具性功能的单义性能指的场所符号中，通过一切所指的衰退而得到解决的”(Gottdiener,986,213)。
这种城市的混合体——在人类学上是很有名的——实际上植根于这种符号学的视野之中。它的“多义性”和“多重编码”的现象出现在客体、符号和影响的循环之中。如果要把混合看作和定位于这种而非别的社会事实，那么对混合体本身的接受就必须结合我们这里所说的符号学和人类学元素。如果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城市太阳之眼的地面对立面，那么它就会被马西所说的“混合性”的人类学魅力所吸引(Massey,1999,109-111)。认可这种城市混合体的许多研究者都很难从符号学(或外部)角度把它描述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城市生活中如何确定数量及其程度的差异)。作为修辞学的一部分，史密斯、梅西和其他人都经常漫步于当地社区以充实研究或者作为研究的开始，尽可能使这种“混合性”成为一个当地旅行者的调查的即时**体验(Smith,
2001,108-110)。这是鲍德里亚关于符号系统概念的另一个例子。它以消解超验欲望的方式吸引所有参与者，因为在这里，调查者本人只能“注意到这个事实”,即符号多样性的旋风：“消除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差异性……同时也意味着差异化的控制”(Baudril-lard,1998,89)。问询者注意并赞扬这些差异性，而没有精心考虑真实和表面之间的差异性的问题。因此，真实的差异性与虚假的差别性的问题总是含蓄的，总是可以争辩的，而且确实是一个社会事实，即使在那些意味着“超验性终结”的实践中也可能被否定。这是因为，这样一种否定的还原论，只有在它明显转变为真实(质疑)的背景下才能被观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