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所周知的封闭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往往被认为是开放的，这就要求我们考虑这些开放和/或封闭之间的联系及其与外来影响的关系。毫无疑问，这种关系可以体现并且被体现为一个过程，一种存在方式，一个行为过程。“最新的”和“落后的”与开放和封闭的产生共鸣，反过来又意味着与外来影响有关的某些特定的社会实践。一个困扰集体生活的问题，及其自古以来各个领域里的行家，都涉及各种集体的持久性和完整性与对这种影响的不同反应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往往以自我—他者关系的语法以及认同与差异之间的相互交换为框架。也就是说，如果自我对“外来影响”飞扬跋扈，就有保持无动于衷和依然如故的危险，与世隔绝，不受生命流动及各种偶然事件的影响；如果自我毫无分辨地对各种影响持虔诚开放的态度，就有毁灭自己从而成为另一种复制本的危险。维持借来的或衍生的可读性原则所说的是这两种极端之间的一种平衡。例如，尼采的名言指出了被外来影响淹没的危险，而在其他地方他又赞扬希腊这样的民族，因为它敢于冒着外来影响的危险而变得更为强大(他说更健康)。请注意，这种“外来影响”会对一个假设的“原始”民族身份产生作用。
太平洋岛屿的民族装饰是兴味盎然的，并以原始人的装饰风格的演变和完善而闻名，拥有纯粹本土的神话和传统，根本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Glazier,1899,3)在这段引文中，地方性观念究竟如何变成了一种标志民族力量的价值?这个例子假定了与世隔绝的纯粹性及其对外来影响的免疫力。在这里，我们发现的不仅是对这些影响可能产生的有害结果的认识，而且是一个民族在这种纯粹性可以被孤立和辨别的地方尽情发挥其独特性的观念。
人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个民族的独特性，是因为他们似乎生活在温室里，这是一个不受影响的纯粹性的例子。但是，如果似乎只是外部或自然环境的结果，那么,这个民族的纯粹性就不会显著区别于其他纯粹的民族。如果它对外来事物表现出一种坚韧或保留，而不是单纯缺乏接触或处于欠发达状态，它就会被看作真正的不同，也就是说，它指向的是差异性，而不是简单地“倒退”。如果一个民族的“身份”取决于我们能够看到他们所创造的差异性，那么,这种差异性就以抵抗的形式最生动地表现在实践中，也就是说，由于它在实践中导向差异性的行为而成为模仿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假设，那么这个民族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差异似乎都是落后的，而不是强大的，即它是一种由自然原因而不是由选择或导向决定的状况。尽管大洋洲的民族似乎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种差异性不是外部条件所造成的呢?通过分析这些人与外来影响有关的图片，以此区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差异，评论者首先阐述的似乎就是一种孤立状态的结果。
这是一种意义和象征的风格，但细节和排列很简单，不是以他们岛上的美丽植物和植物群落为基础，而是以来自人类形象的抽象形式为基础，用令人愉悦的几何形式精确性组织起来，对于一个原始民族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Glazier,18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