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恼事件。留守儿童遇到的留守日常烦恼中，思念父母、担心父母身体、害怕父母不回家、担心监护人的身体和在亲戚家居住不舒服是最经常发生的烦恼事件。留守儿童的留守日常烦恼是普遍性的，不存在性别、年龄和留守情况上的差异。
社会经济地位。单亲在外、双亲在外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高于单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而单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社会经济地位最低。
可获资源。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家庭月收入分布偏高，但是有借债的家庭所占的比率也较高。留守儿童家庭中拥有物质资源和教育资源的比率小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拥有的维持自身发展的资源中，除了零花钱的数量以外，能够获得的食品和独立房间等资源均少于非留守儿童。
沟通。留守儿童与在外打工的父母沟通频率和沟通时间分布不均，但从整体上看，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的频率和时间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发展需求。
社会支持。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父母，同时，来自监护人的社会支持对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感受到来自监护人的社会支持多于父母的社会支持。不同年级的小学留守儿童在同学的情感支持、陪伴、肯定价值以及父母的工具性支持和肯定价值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父母是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留守儿童感受到的来自监护人的社会支持都少于来自父母的社会支持。男女留守儿童在老师的情感支持、亲密感以及父亲的工具性支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除了老师的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陪伴和亲密感，初一年级和初二年级留守儿童在社会支持的其他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留守时间方面，时间长短不同的初中儿童在老师和同学的情感支持、陪伴及价值肯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来自母亲的社会支持能够显著预测非留守儿童的孤独感，而对于留守儿童，虽然母亲的支持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来自老师的支持。
社会网络。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家庭与亲戚和邻居的联系情况上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而在与朋友联系情况上的差异达到了边缘显著水平。非留守儿童家庭与亲戚、邻居的联系情况显著好于留守儿童家庭。
孤独感。双亲在外的留守儿童的孤独感略高于非留守儿童，但三类儿童的孤独感无显著性差异。并且，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也不存在年级、性别和留守时间上的差异。
抑郁水平。单亲在外、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抑郁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单亲在外的留守儿童抑郁水平显著小于双亲在外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双亲在外的留守儿童群体的抑郁水平略高于非留守儿童，而二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随年级变化所呈现的趋势是，四年级和初二年级的抑郁水平较高，而处于这两个年龄段之间的留守儿童抑郁水平较低。
留守儿童的一般日常烦恼、积极生活事件和留守烦恼能够显著预测他们的抑郁水平。
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总的来说，留守儿童积极情绪高于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在儿童留守类型间存在差异，非留守儿童高于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没有性别和留守时间上的差异，但在年级间存在差异。消极情绪在儿童留守类型间也存在差异，非留守儿童低于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存在性别、年级和留守时间上的差异，女生的消极情绪高于男生，留守时间越长消极情绪越强。
单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积极情绪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而双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积极情感之间相关不显著。
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的更低，而留守儿童中单亲外出打工和双亲外出打工的生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年级增加而下降，非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则没有发现年级差异。
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在留守类型间存在差异，留守儿童低于非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在留守儿童的性别、年级和留守时间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单亲在外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他们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正相关，但双亲在外的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相关不显著。
留守儿童的家庭与亲戚联系情况能够显著预测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然而对于非留守儿童，他们的家庭与亲戚、朋友和邻居的社会联系情况均不能预测非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