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对他们可能属于的每一个共同体的各自价值评价明显不同，这取决于所感知到的依恋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很少有人会将他或她自己同时看作是几个不同共同体的一部分。对这些依恋的图绘可能类似于一个巨大的、不断变化的全球网络，其中个人就处于各种共同体的“节点”或交叉处，而且，这些共同体本身也以各种方式存在着异质性。有时，这些共同体也被认为以相互交叉的目的相互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被视为反映了主体性本身不断创造的复杂性，有时是矛盾性)。因此，“一致性”“统一性”和“同质性”并不是很容易被应用于这些共同体集合的术语，即使个人并没有察觉到他们之间有任何特定的矛盾或冲突。我们不只是各不相同：正如森所说，“多样性的差异”——在不同方面都是差异性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构成了不同共同体之间联系的独一无二的组合(《身份》,xiv)。“事实上，”他指出，“世界上的许多冲突和野蛮都是通过一种独特的、无可选择的身份错觉来维持的。构建仇恨的艺术形式采用了援引某种据称是淹没其他关系的占主导地位的身份魔力的形式，并且也能够以一种方便交战的形式压倒我们通常拥有的任何人类同情或自然仁慈。其结果可能是朴素的基本暴力，或者全球性的巧妙的暴力和恐怖主义。”(《身份》,xv)
社群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普遍认为，我们的权利和选择是——并且应该是——由共同体“框定”或决定的。24在我看来，这些假设不仅是不必要的限制(而且一旦付诸实践，有时就是真正的压迫),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陈旧过时的，特别是在后现代世界，即使我们的选择有时是由我们的共同体决定或限制的。但是，它们不必要是，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然也不应该是。而且，再有，我们同时属于共同体凭什么应该受到限制?对于那些无法进入或不了解其他共同体的人来说，个人的权利和选择很可能是由他们出生的某个或多个共同体所决定的。然而，途径和知识是物质性的障碍——考虑到意愿和资源，它们可以并且会越来越得到克服：代表性政府(包括尤其是妇女的参与)、经济发展和教育似乎是消除这些障碍的最重要力量。当然，人们可以思考为什么一个社会或共同体希望受到保护或者与其实践的意识形态挑战隔离开来的原因，例如，当一个共同体或其内部拥有权力的群体从这种隔离中获得利益的时候。当然，至少从长远来看，这种“保护”在互联网、电视和喷气式飞机旅行的当代世界是否切实可行是值得怀疑的。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可能会争论，尤其是反对讨论中的社群主义观点的支持者，但更普遍的是，人权的大部分历史进步都来自这种对传统上主要有利于权力的和现状结构的意识形态挑战。
更成问题的是，社群主义者声称权利和选择应该由一个给定的共同体来决定和限制。1979年一项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的联合国报告似乎表明了这一点(Capotorti,40-41,98-99)。报告拒绝认为第27条主要是一项反对歧视的规定。25相反，报告声称，捍卫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人权同时需要非歧视性措施和“肯定性措施”。例如，这些措施可能包括，“承认少数民族文化有权通过限制外来者的入侵和限制他们自己成员对职业、家庭、生活方式、忠诚和退出的选择来保护自己，在更为广泛的自由语境下，这些限制可能是难以接受的”(瓦尔德伦，“少数民族”,758页)。不管这种解释的好处是什么(它们似乎对我来说，甚至对于“补贴”的少数民族文化来说，是相当有限的),问题似乎很大。例如，它将使签署国不仅能够容忍女性“割礼”等习俗，而且可能有助于共同体强制执行这些做法，例如，把为了逃避这种做法的妇女带回共同体“监护”,或拒绝此类妇女的正式难民和庇护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