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境主义运动中，我们不仅发现了一种意识形态与另一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或者如果把笛卡尔逻辑扩展到某些现代主义先锋派运动中，我们会发现一种先锋派与一种反先锋派之间的对抗，或者又一次地，一种现代主义与一种反现代主义的对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新物质实践形式与主导意识形态以及由它界定的(破坏性的)都市实践两者之间的对抗。通过相互作用的文化、政治和审美的交互过程，这些实践在创造新城市空间和新主体时直接牵涉到城市居民。在最深层面上，情境主义者试图与现代主义的创造(如巴黎新城)对抗，试图与强加给城市的牛顿或笛卡尔式“绝对”空间(时间)的环境(如被夷为平地的波堡区和莱斯哈雷市场)对抗。被放置在其中的主体，是预先定义或确定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主体，包括空间。“所有空间都已经被敌人占领，敌人甚至为自身目的而改变空间的基本法则和几何。”科塔尼和凡尼根这样说(67页)。
根据情境主义者的观点，这种占领的结果一直是，也只能是，主体在这个确定的坐标空间中越来越普遍且日益严重地孤立和异化。通过漂移和其他参与性实践，情境主义者试图对抗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功利逻辑(以“功能”和“实用”等口号为标志)及其产生的异化。科塔尼和凡尼根在《单一都市主义局的基本方案》中提出对现代主义建筑中“功能”的定义或概念的另一种看法：“功能性的就是实用的。唯一可行的是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我们的自我实现(我们从孤立的体系中逃脱)。这一切都是有用和功利性的。”(67页)“根本问题”的解决是在城市空间和城市主体的相互创造中找到的，情境主义者通过诸如“驱动力”这样的实践创造了一个物质模型。德波认为这是“对一种新行为模式的粗略实验……是一段超乎寻常的充满**的旅程”(“报告”,24页)。这种实验对于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生活方式将把日常现实变成创造性的游戏。
即使人们要质疑情境主义哲学视野的某些方面，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人们仍然必须在漂移本身的游戏中承认一种新型城市空间和一种新的主体性形式的潜在出现。漂移产生了一个多重的、不断变化的可能性空间，“一个人[确实]参与的游戏的疆域”,以及一个革命性的主题，即单一性(homoludens)(144页)。32两者都将在彼此不断的相互改造中产生和发展。
作为我对后现代都市流及其相互作用的探索的一部分，我想在本章中讨论的另一种形式的城市运动和戏剧游戏“跑酷”,也面临着类似的、相关的但更为激进的转型。跑酷的发明人大卫·贝尔(DavidBelle)将“跑酷”定义为“帮助你跨越任何障碍的艺术”,“跑酷”或“自由奔跑”实际上既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与都市环境互动的新形式。跑酷运动是贝尔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他儿时的朋友塞巴斯蒂安·福肯(SebastienFoucan)共同在法国发起的。跑酷从业者(被称为“跑酷者”)在都市环境中那些刻意限制运动的物体(路缘、栏杆、栅栏)或无意间对通行构成阻碍的物体(墙壁、灯柱、路牌、长椅)之间蹦跳、跨步和翻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