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地理学和漂移在许多不同的方面都发挥了解毒剂的作用，而情境主义者认为，这是当代城市规划为资本服务的有害影响。在他们看来，现代都市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宏大意识形态的具体表达，是一种有组织的大规模异化演练。阿提拉·科塔尼和拉乌尔·凡尼根写道：“都市主义可以与可口可乐周围的广告宣传相比较，是一种纯粹奇观化的意识形态。现代资本主义把所有简化的社会生活组织成一种奇观，但除了我们自身的异化之外，它无法呈现任何奇观。”(65页)
这种奇观和异化与漂移的经验性知识相互抵触。在强调个人与城市以及客体的相互作用时，漂移的经验性知识是主观的(或反思性的);当作为一种自发的群体活动并随之对城市社会生态进行批判时，这种知识也是客观的。正如萨德勒观察到的，作为革命实践，漂移和其他心理地理学的努力也是“好玩的、廉价的和民粹的……是街道日常空间中的艺术活动[们]”(69页)。
德波把漂移这种“伟大游戏”的即兴和越轨性质扩展到了包括“半夜溜进正在拆除的房屋，以增加混乱为名在运输罢工的时候不断搭顺风车毫无目的地穿过巴黎，在禁止公众进入的地下墓穴中乱逛之类”的活动。这些活动破坏城市奥斯曼化过程中的笛卡尔式的逻辑，以及柯布西耶和其他现代主义建筑师、都市规划师所喜爱的理性主义网格(“理论”,53页)。德波和其他现代主义批评人士都明确地将这种逻辑与国家的强制力量相联系，具体而言，创造开放空间和林荫大道是为军队提供便利，使之在对抗街巷暴乱时能够迅速行动。德波转述《麦克白》中的话写道：“除警察控制之外，奥斯曼的巴黎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白痴建造的城市，充满喧嚣和愤怒，并且毫无意义。”("引言",5页)正如前面讨论的，20世纪下半叶，汽车霸权等力量增强了这种都市战略，这些力量进一步将城市历史街区碎片化并夷为平地。这也导致类似于巴黎郊区“新城”那样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的社区的激增。德波声称，他的座右铭可能是：“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不会发生，而且从来也没有发生。”(《景观社会》,177页；原文重点)在都市地貌中巡游，漂移探索了遗留下来的碎片，绘制它们的地图，并将它们编织成一种叙述，一种“共时性历史”。用亨利·列斐伏尔的话来说，通过漂移实践，单一的都市主义寻求“某种特定一元化统一的东西，但失去了统一性，一种正在消失的统一性”(“亨利·列斐伏尔”)。利奥塔可能会把这种对(一开始就不可能存在的)“消失了的统一性”的寻求，看作一种现代主义的怀旧形式，“对不可触及的怀旧”;甚至从积极方面来看，它就是对极权主义的管控意识形态和现代主义实践的一种反抗形式，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现代主义(“回答”,81页)。因为很明显，漂移和其他情境主义的做法，比如改变方向和创造“情境”,都是定义和重新塑造城市记忆，包括未来记忆的深远政治姿态。在这方面，他们在后现代空间性运动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德勒兹和瓜塔里意义上更为水平和流畅的空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