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聪明人来说，整个地球都是开放的；因为土生土长的善良灵魂就是整个地球。
——阿布提拉·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1967年，在后现代时代的初期，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称赞“全新的安拉顿尼世界。‘时间’停止了，‘空间’消失了。现在我们居住在一个地球村里……这是一件同时发生的事情”(媒介)。大约40年后，麦克卢汉所感知到的全球互联性才随着人、资本、商品、图像和观念的跨国流通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流动；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1这种全球性的循环和一体化的影响是复杂的。在某些方面，它们促进了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尤其是，由于西方资本的力量及其传播西方文化的相对更强的能力，使后现代全球景观的一个重要部分变得西方化了。虽然西方商品和文化的全球流通因此促进了某种程度的同质性，但是，它往往也扩大了差异性，并迫使它们具有了空间和时间的相似性。有人可能会说，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时间并没有停止，而是缩折了：中世纪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思维方式相冲突，现代与后现代相冲突，世界似乎有着超过它可能同化或调和的历史。结果，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时空形态。
然而，正如我们通常认为的“村庄”一样，这一全球景观(或各种景观)与一个友好的村庄相距甚远，或者它可能是一个不同的、更不连续的或异质性的(以及人口极为稠密)村庄类型。麦克卢汉对“地球村”的著名表述，往往意味着一个比实际情况更加乐观的看法。20世纪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所创造的邻近性并不一定是舒适的，正如麦克卢汉所认识到的那样，地球村不太可能是一个和平的场所。他在1967年的一次采访(斯蒂恩，314页)中说：“你创造的村庄条件越多，不连续性、分歧、多样性就越多。”麦克卢汉预见到这种自相矛盾的分歧，伴随着全球收缩出现了日益加剧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他认为“地球村绝对确保了在所有问题上的最大分歧……部落—地球村比任何民族主义都更容易分裂——充满战斗。在深度上，村庄是裂变，不是融合的”(斯蒂恩，314—315页)。
这一表述预示着后现代性的一大悖论：跨国或超国家经济、政治、技术和文化的流动和融合跨越全球，同时，新部落主义以种族、宗教和分裂主义(通常利用民族主义、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的话语)的形式爆发——身份政治的裂痕很大。正如皮科·艾尔(PicoIyer)指出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很熟悉地在报纸的‘商业’和‘技术’页面上了解到——关于国际合作生产和虚拟‘市政厅’——的故事，与我们的头版(关于部落冲突和‘巴尔干化’)的故事相矛盾”(36页)。出现在我们门口的世界让我们面临着我们分享多少，同时又面临着我们不分享多少的问题。
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比全球城市能够更好地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后现代全球流动的新景观——那些地方和全球相互交织、重叠和碰撞的城市，以及跨国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的影响最为明显的城市。在我们日益亲密的关系中，我们如何能够最好地协商和共同生活，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事实上，全球城市就是未来的实验室，在这些场所里，我们可以构想出后现代世界在全球、跨国、国家、区域、都市和个人层面上所需要的新的政治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