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环境中各种人格类型之间的社会互动往往会打破僵化的社会地位边界，并使阶级结构复杂化……个体的高度流动性，使其处于大量不同个体的刺激范围内，并使其在构成城市社会结构的不同社会群体中处于波动状态，从而倾向于将不稳定和不安全接受为世界的常态。这一事实也有助于解释城市人的世故和世界主义。任何一个群体都没有个人的忠诚。他所属的群体并不容易接受简单的等级安排。(193页)
因此，在合适的条件下，都市人口的多样性能够消弭个体之间的边界，并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以创造更复杂的利益关系群体，而不是划分为相互斗争的同质化利益群体。实际上，真实的都市经验所给出对各种紧张的缓解方案本身更加多样，而不是更少。为了解它是如何作用的，一个人可以对如今洛杉矶和纽约的情况进行对比。
在洛杉矶，相当比例的人口居住在按阶级、种族和族裔分隔的社区(其中许多是封闭的),近几十年来，公众对市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支持大幅下降。相比之下，纽约的隔离程度较低(尽管仍相当可观),公众对市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支持也没有像洛杉矶等城市那样急剧下降。纽约市的多样性导致这样一种局面：“没有一个多数种族或血统的人控制公共财政。”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Glaeser)指出，"在占多数的盎格鲁人与一些贫穷的少数人种之间没有鸿沟”,因为“在纽约，每个人都是少数”(引自波特)。正如爱德华多·波特(EduardoPorter)所言，"纽约经验事实上强调多样性并不会自动导致种族群体之间的敌意或对整个政府支出的不满。从公共教育到异族通婚，再到公民社会中促进相互理解的许多机构，都存在着克服种族、宗教或语言分裂的反向力量”。虽然纽约绝不是纯粹的理想模式，但它的确表明这种将权力分配到多样化群体之间的方式是当代城邦的一个重要特征。
后现代城邦不需要某种总体意义上的“统一”,或者用共产主义者的说法，不需要“共同体”。正如罗莎琳·多伊奇(RosalynDeutsche)在《驱逐：艺术与空间政治》中指出的那样，“在保守的城市话语中构建统一的都市空间形象本身就是通过区分、通过对外形的创造形成的。对一致性空间的感知不能与对那个空间构成威胁的感觉以及它想要排除在外的东西分开”(403页)。因此，例如“当公共空间被表示为有机统一体时……无家可归的人就被视为从外部加以分裂，[所以]无家可归的人成为使社会免于封闭的因素的积极体现”(多伊奇，403页)。由此可见，21世纪城邦的目标不应该是统一，而应该是包容性。
这种包容并不会产生全面的公民共识。也许也不应该这样，因为正如利奥塔对哈贝马斯(也许是近年来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共识倡导者)的反驳，这种共识永远都不可能实现，而且，试图获得共识都可能引起对异议的镇压，从而导致不公正(《后现代状况》,57页)。异质性政治空间可能永远不会毫无冲突或彻底安全，然而正如简·雅各布斯说的那样，这种空间可能比警察监视所能保障的更加安全，从而带给我们像先前讨论的那种更偏向“城邦”的而不是“控制”的类型。50但是，如果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公民性的——是一个能够对话且相互宽容的空间。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最充分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和城市权利扩展到所有居民(这与古代城邦的做法相反)。换句话说，包括获取、承认和代表在内的城市权利，必须是普遍的。在这种普遍的城市公民身份和权利之外，所有居民在城市运作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重要程度，会在更大意义上带来城市生活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