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的这种一致性也反过来体现在其公民生活中。“工 125作和休闲、理论和实践、私生活和公共生活都有节奏地相互影响，”芒福德说，“艺术、体操、音乐、对话、投机、政治、爱情、冒险甚至战争，打开了生存的方方面面，并把它带到城市自身的疆域内。生命的一部分涌向另一部分：没有哪个阶段被隔离、独占、分开。不管他们的奴隶或妇女对这一说法持何种怀疑态度，至少在成熟的公民看来必然是这样。”(《历史上的城市》,169页)就像芒福德的限定条件所表明的，这种描述再次反映出对希腊城邦的理想化重建，某种程度上是由我们对自己城邦的渴望和需求所决定的。虽然很可能像吉托所暗示的“城邦起源于对正义的渴望”,但必须牢记，这些有关城邦起源的冠冕堂皇的根源和他们所暗示的崇高愿景与希腊城市里许多人的真实生活并不一致(72页)。在那里，正义的概念被定义为将许多人排除在外，许多人被夺取正义。尽管如此，古希腊城邦和我们现代支离破碎的都市生活之间的对比依然鲜明且意味深长。“边缘城市”的居民和郊区的通勤者们，在从他们封闭的家庭空间转移到偏僻的公司“园区”办公室和工厂的路途中，把孩子送到附近的学校，也许还会在沿途的购物中心停一停。沿着街道行驶，你会看到封闭式住宅区特色的白墙，封闭的“退休社区”坐落在道路某一侧或高速公路边，这些住宅被墙或荒地与周围空间隔开。通勤者从一个断开的地方到另一个断开的地方，经历着异化又单调的演练。由于种族、年龄、阶级、职业(即便是郊区的家庭主妇)和性别等隔离，我们每天很少遇到截然不同的人，我们的生活反映出碎片化的、支离破碎的都市景观。48由于很少看到他们，我们对于美国社会多样化成员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感受越来越朦胧、含糊甚至完全消失；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意识到许多被排斥或贬低到社会边缘的人的痛苦。我们的郊区飞地、堡垒城市以及扫描视图是对社会缺乏经济和正义进行的掩盖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用来保护我们自己免于遭受这种缺失的后果。
因此，我们许多当代城市和郊区都缺乏古希腊城邦所具备的参与性、多样化公共生活的全面可见性(或可识别性)以及一致性。还有很多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公元前5世纪的城邦既不能也不应该成为21世纪城市的典范。其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例如直接而非代表性的民主)是无法扩大化的；另外我们也不愿复制其妇女、奴隶和外国人的地位。49但通过适当调整，古希腊理想及其在希腊社会中的体现，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模仿，至少我们能够对其进行重构。然而，这些调整也许并非微不足道，因为我们的城邦只可能是一个完全多样化的城邦。这种多样性似乎远远超出希腊人所容纳甚至想象的范围，尽管当时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地缘政治世界。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言，古希腊世界的地缘政治特征导致希腊哲学的兴起，以及与之相伴的关于城邦的概念(《什么是哲学?》,85—117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提供了一个部分模板，但是，由于前面解释的原因，也只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部分模板。
当代都市生活的复杂性和质量源于它的异质性，没有它，城市就会消亡。有些人认为最好的人生是与“自己的同类”生活在一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同样错误的是认为人们需要始终被和自己一样的人包围才能感到安全。在适当条件下，异质性增加人们对差异的忍耐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并确实制造出更开放的社会。正如路易斯·沃斯(LouisWirth)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