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将人定义为"政治个体”——具有政治性的动物，一个城邦的产物，或者用刘易斯·芒福德的翻译来说“属于城邦的动物”(《历史上的城市》,16—17页)。对于其公民(必须指出，作为一个类别，它排除了包括妇女、奴隶和外国人等大多数城邦居民),城邦提供理想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公民的所有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所有能力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所有潜力都获得实现。47由于需要他们不停地参与公共事务，在某种深层意义上希腊公民的生活就是其公共生活。
这种公共生活优先于私人生活的优势反映在城邦的空间设计中，反映在(通常以熟悉的网格图案)规划的各种空间的大小和排列上。私人住宅往往都很小、装修简朴，背对狭窄的街道，由一个提供光线、空气和一定程度家庭隐私的内部庭院包围起来。然而，公共空间——市集(既是集市又是公共论坛)、普尼克斯(Pnyx,集会的地方)、剧院、寺庙、体育馆和体育场——都宽敞且设备齐全，表明它们在城邦生活中的重要性。当时和现在一样，社会秩序以城市的形式得到记录。
对其公民来说，城邦生活有几项关键特征：参与性、可见性、一致性和公正性。公民被要求在城邦的每一个重要机构中发挥作用：发生战争时保卫城市，为法庭和大型集会服务，参加大型体育竞赛，参与神圣宗教游行，并在公共节日期间参与悲喜剧的表演和评判。当然，公民能够广泛参与城邦生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妇女和奴隶的无偿劳动。但是，芒福德也指出这样的事实，即古希腊文化并不基于现代标准上的物质丰富：“在希腊最鼎盛的时候也没有大量剩余物资：他们所拥有的是剩余时间，也就是闲暇，自由且不受约束。这种闲暇并不来自如今美国这样的过度物质消费，它被用于交谈、享受性的**、知识性的沉思以及审美的愉悦。”(《历史上的城市》,127页)公民地位不取决于他拥有多少，而取决于他做了什么,参与和服务于城邦曾经是公民的最大责任和最高荣誉。这种高度参与性伴随着难以想象的可见性：公民的一生都主要与其同胞相互关联并生活在他们的目光之下。根据芒福德的说法，“希腊城邦发展阶段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生活没有任何一部分是隐形的，也没有任何一部分是想象不到的……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在市场、工作室、法院、议会、体育馆中都是如此”(《历史上的城市》,165—166页)。古希腊人基本没有我们这样的隐私感(尤其是对身体的神经质),这种隐私感致使我们四处寻求庇护所。因此，城邦生活是一种持续的引人入胜的景象，既激发创造性，也激发批判性思维。芒福德总结道：“那开放的、永远变化多端、充满活力的世界，相应造就出无拘无束的心灵。”(《历史上的城市》,168页)
这种可见性以及城邦相对较小、很少超过5000公民的人口量，使古代城邦对于其居民来说有一种概念上的一致性，而我们庞大拥挤的城市群则往往缺乏这种一致性。对于城邦居民来说，芒福德写道，“整个城市活动的网络都有可见的形式和关系”(《历史上的城市》,166页)。相比之下，当代都市居民往往对其阶层或专业之外人的生活知之甚少。由于在堡垒城市中的人彼此之间相互隔离，我们对城市的体验变得越来越有限和碎片化。我们缺乏城邦公民曾有的那种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感受。与此同时，人们必须记住城邦也有“盲点”。独自在街上的无人陪伴的妇女不是妓女就是奴隶；“品格良好的女性”被隔离在家中，基本上是看不见的(甚至在家里，她们通常也不会出现在男性客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