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英国和美国将自己列入其中),许多人都相信，那些无所隐瞒的人对于日益加剧的侵犯隐私的行为就没什么值得害怕的。许多人认为这种监视是一种必要的邪恶。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反派人物托马斯·雷诺兹在《全民公敌》中阐明类似的观点，“隐私已经消失了30年，因为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可能仅剩的唯一隐私就在你的大脑里，也许这就足够了”。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态度在自由民主国家尤其普遍，因为他们的公民，总的来说信任他们的政府，不希望他们的国家变成极权主义国家。44许多人不仅关心恐怖分子所造成的危险，这至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更关心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而不是那些拥有前所未有的监视能力的政府所造成的危险，这些监视能力主要针对他们自己的公民。想一想众所周知的、即便在西方民主国家也会滥用的监视能力或其他政府权力；更不用提20世纪那些体现警察式国家强权意志的各种恐怖意识形态的危险性了，比如曾杀害数千万人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下的苏联；以及其他规模较小但同样令人恐惧的政权。长远来看，我们当然也有可能遭遇不值得信任的政府。在保护的幌子之下，压迫在过去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而且即使是在民主社会，也没有什么特别理由能认定未来不会发生压迫。民主和城邦(至少在后现代世界，二者无法分离)有时会让我们忘记它们也需要保护和警惕(如果不是监视的话),包括对民主和城邦所设置的监视机构和技术的反监视。《全民公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恰当的评论。在电影结束时，卡拉·迪恩和罗伯特·克莱顿·迪恩观看了国会议员萨姆·阿尔伯特的电视采访，在采访中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监视敌人。我们也开始意识到需要监视那些正在监视敌人的人。”卡拉·迪恩立刻认识到国会议员的“政府保护我们免受政府管理”的说法很难解决问题，他问道：“好吧，那谁来监视监视器的监视(who'sgonnamonitorthemonitorsofthemonitors)?”
6.城邦
在最充分且最有效的意义上，都市生活的本质是联系的感觉——在众多异质但又相互交织重叠的共同体中，那属于我们的城市和我们所归属的城市之间的联系。45然而正如我在本研究中所提出的，归属于一座城市并不等同于归属于它的全部共同体甚至其中任何一个单独共同体；甚至，为确保这种最充分、最有成效的都市生活，一个人必须既属于又不属于他的共同体，这就是我在都市愿景中强调异质化的原因。我们的都市生活体验以日常经历以及不可同化的差异性为标志，正是这些经历中，存在着都市生活的许多乐趣和挑战。我在本研究中使用的这个都市愿景的简略术语是城邦，它是由城市社区内部和之间同时存在的连通性和差异所定义的。尽管雅典社会(以当代眼光看有其不公之处)与我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但下面我将回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城邦，以其为模型讨论我们如何想象21世纪的后现代城邦，以便解释本书为什么用“城邦”这个术语。46我对作为都市空间、社会(政体)和生活方式的城邦这个术语的理解和使用与古希腊人类似。正如历史学家H.D.F.吉托()所言，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曾经是一个地方，是一个既是国家也是人民的政治体系，还是“人民的整个公共生活，政治、文化、道德(以及)甚至经济”;它被理解为“一种积极的，形成性的东西，训练公民的思想和性格”(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