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发现的，这个奇怪的序曲流露出了电影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首先，最明显的是，有一个同名的未知密码，通常与一条无法辨认的信息联系在一起，这是影片中描述的许多情境的中心。例如，在影片的许多回音或倒转中，来自罗马尼亚的非法移民玛丽将在几个细节上重复小女孩的手势。孩子们独自提出的问题——一个人、藏身之处、歹徒、良心不好、悲伤和被监禁——都将在整个电影中引起呼应，它描述了孤独、绝望的难民和移民、普遍的暴力、内疚和痛苦。《未知密码》的现场拍摄在巴黎，它被描绘成一个全球性的、异质性的城市，那里的居民的许多语言(电影包括法语、德语、英语、马林卡语、罗马尼亚语、阿拉伯语的对话，除了儿童的手语)经常作为彼此的未知密码出现，他们的习俗、价值观和意图也是如此。在哈内克最近的电影《躲藏》中，这个主题是从不同的民族角度发展而来的。然而，这两部电影在不同程度上(在《躲藏》中，它是核心的潜在冲突),都体现了被压迫殖民地的暴力回归。在《未知密码》中，这是“小阿拉比”和安妮之间的对抗。《未知密码》的人物在一系列把他们彼此分开的文化分歧中彼此面对面，并且撕裂这个城市——在整个电影中，把一个场景与另一个场景分开来的简短的黑色剪接从形式上强调了这种分歧。把我们放在这个分裂的城市里，电影反复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欠别人什么呢?欠我们的亲戚、朋友和邻居?欠我们中间的路人和外国人?欠我们以前的殖民地臣民?欠在我们中间寻求庇护的那些人?
开场后的第一个场景是在繁忙的巴黎十字路口的一次偶然相遇，这个场景把前文提到的来自罗马尼亚的非法移民玛丽、来自外省的法国年轻人让、非洲裔年轻教师阿马杜和巴黎女演员安妮带到一起。题为“一个纸袋”的场景开始于安妮从公寓楼的门口走到一条繁忙的街道上。安妮男朋友乔治的弟弟让正在外面等她。他解释说，他已经离开了父亲和农场，他需要一个住的地方。他本来可以上楼的，但是门上的电子锁的密码已经被更改了，他还不知道新密码——电影里还有另一个“未知密码”。他试着打电话，但安妮在洗澡，没听见电话，所以他拿起了应答机。安妮告诉他，他的哥哥乔治正在科索沃拍摄战争，她正去开会的路上。她和让边走边聊，给他买了一个糕点并且提醒他“家里没有住三个人的地方”后，她给了他密码和钥匙。
在他回来的路上，让遇见了玛丽，她正在一条小巷里靠着墙坐着，在乞讨。他把空****的、皱巴巴的糕点袋扔到她膝上，继续走着。但塞内加尔移民的儿子阿马杜看到了这个情景，决定进行干预。他勇敢地面对让，问他：“这干的是一件好事吗?你觉得这是对的吗?”并要他向那个女人道歉。他们扭打在一起，安妮回来了，要求知道阿马杜为什么殴打让，此时警察来了。他们要求所有人出示证件，他们逮捕了阿马杜，下一次我们见到玛丽时，她戴着手铐，正被护送到返回罗马尼亚的飞机上。
在多个层面上，这一场景可能被视为一系列友善的失败：让未能向玛丽表现出友善的态度(后来由警方表达了“官方”友好态度),但是安妮未能向让表达友善(这可能是让随后虐待玛丽的原因之一),最后，阿马杜试图通过强迫让道歉和承认她有权得到有尊严的对待来纠正玛丽的处境，并因此恢复友善的态度，但是他失败了。借助于德里达对这个主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失败和友善的本质，我想借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利他主义的评论来进入这个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