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可以通过利奥塔(基于维特根斯坦的概念)界定的“语言游戏”——不同话语(如政治、经济、科学、哲学)来考虑这种情境，这些不同的话语使用不同的词汇(或“行话”)和陈述类型(指示性的、规定性的等),因此，对于能被说的内容以及如何确定这些陈述的有效性会有不同的规则。30然而，即使语言游戏在大部分世界里(如科学世界)都很普遍，在不同的文化中也可能呈现出一些不同的形式(更像是扑克的不同版本)。不管我们是否有意，我们都会在不同的语言游戏和不同语境的游戏网络中移动。正如利奥塔指出的那样，“社会纽带是语言上的，但不是用一根单一的线编织起来的。它是由至少两个(实际上是不确定数量的)语言游戏交叉而形成的一种结构，它们遵循不同的规则(《后现代状况》,40页)。
同时，语言游戏和它们的规则都是“异质形态的”,因此，它们既不能相互简化，也不能被包含在某种通用的元语言之下。从这一点和目前的角度来看，后现代性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共识的发展、共同的发展或其他的发展，而是共存的发展，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没有或者给定的统一共识确实不可能的情况下，就是异质性语言游戏(在这种宽泛意义上)之间的共存和协商。这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正如利奥塔所充分意识到的，也正如他所解释的，特别是在《纷争：争议中的说法》中。但是，与共识不同(似乎没有希望),它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为了航行于后现代世界及其异质性语言游戏之中，人们必须尽可能地教会许多领域的词汇和规则，正如利奥塔所认为的那样，学习使人们能够把那些被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知识组织分离开来的领域联系起来。这些常规和它们所带来的灵活性反过来可能会帮助我们协商不同的文化，有时可能会弥合它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尽管这样一种“后现代知识”的教育会有其实际用途，但正如利奥塔所言，它并不“仅仅是权威们的工具；它提高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我们宽容不可通约的东西的能力。它的原理不是专家的同源性，而是发明家的谬误推理类比”(《后现代状况》,xxv)。在这种语境下，我们需要新的“动作”和新的“规则”。
很难预测我们的交谈尝试会有多成功。但是，成功又不能用是否可能达成共识来衡量(在许多情况下，这似乎是极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可能会达成一些协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可能“同意不同意”。有些事情需要通过上诉或司法判决来裁决，但是，这需要一个与我们所继承的正义有所不同的版本。我们应该像利奥塔所建议的那样，努力“达成一个公正的观念和实践与共识无关”,因为以前的“共识”常常需要压制少数人的异议(《后现代状况》,66页)。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语言游戏内在固有的异质性。利奥塔认为，这种承认“显然意味着一种对恐怖的抛弃，认为它们[语言游戏]是同构的，并试图使它们变得如此这般”(《后现代状况》,66页)。此外，这种决定“界定一个游戏的规则和在游戏中可游戏的‘动作’必须是地方性的，换句话说，是由它当前的玩家商定的，并最终会取消”(《后现代状况》,66页)。
至少在原则上，这种处理我们话语(或语言游戏)异质性的“后现代”方法似乎为正义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好的基础，而不是依靠达成共识。由于后现代性的异质性利益和世界观，即使在没有对这些主张达成多数共识的情况下，后现代性也允许以前被边缘化或被压迫的群体对正义提出他们的主张。因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方式来处理正义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将面临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案的实际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思考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开始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