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所理解的世界主义的视角(以及前面给出的限制条件)来看，当基本人权和共同体权利之间存在竞争时，应以基本人权为准。也就是说，即使当某些共同体成员可能愿意接受共同体的授权时，例如对于戴面纱的妇女而言，国家或国际共同体不应处于执行此类授权或限制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应努力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其变化。26此外，他们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其他选择的可用性和退出权。不足以假定，由于某些国家加入了控制，某些形式的控制就真的是自愿的或可接受的。这一观点也被利奥塔关于公正的后现代实践的论点所暗示，我之前援引了这一观点，下一节我将回到这一观点。然而，正如1762年卢梭在《社会契约》中所言，“没有什么能比每一个以奴隶身份出生的人都是为奴隶制度而生更确定的了。奴隶们在锁链中失去了一切，甚至失去了逃离它们的欲望：他们热爱他们的奴役……因此，如果说有天生的奴隶，那是因为曾经有过违背天性的奴隶。武力造就了第一批奴隶”(2:14;我的重点)。某些权利可能是不可剥夺的，并且从目前的世界主义视角看，无论个人、共同体或国家在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刻可能想要什么,可能都是不可剥夺的，即使是通过声称“传统”或“文化完整性”也不能证明对某些基本人权的否认是正当的。
4.后现代世界主义：共同体和主体性、政治和伦理
种族——这个在毁灭的飞机和争斗的人类议会之间的种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个城市最终完美地说明了普遍的困境和一般的解决办法，这个钢铁和石头之谜也同时是非暴力、种族兄弟情谊的完美目标和完美示范，这个崇高的目标划破天空，在半路上遭遇毁灭的飞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的家园，首都所有的一切，都包含着飞机将被搁置的审议和它们预先安排好的差事。
——E.B.怀特():“这里是纽约”
在《多元文化主义与混融》一书中，瓦尔德伦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性问题：“如果一直以来除了混融之外什么都没有呢?如果文化总是通过贸易、战争、好奇心和其他形式的人际关系相互牵连会如何呢?如果文化交融和文化根源本身一样久远会怎样呢?如果纯洁性和同质性始终是神话又会如何呢?”(107页)尽管目前关于“文明冲突”的言辞都过于粗暴和简单，但是，对世界历史的仔细审视却可以证实，与在辉煌的孤岛中出现和繁荣的单一文明的理想化前景相比，瓦尔德伦的假设构成了一种更准确简明的人类文化史。纵观人类历史，城市是“文明”的发源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城市作为跨文化相遇和交流的中心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都市人口的多样性既是一个原因，也是多种文化影响融合在一起形成“文明”的一种反映。
一个富有自我意识的世界性共同体的建立，可以从放弃文明同质性和文化纯洁性的神话开始，并且承认每个文明和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来商品、技术、观念、习俗、叙述和图像等文化交流的产物。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否定不同文化的独特性，但是，它确实强调了把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大量联系和共同性，并且它表明了多元文化的杂糅比单一文化隔离(自愿或不自愿)所具有的优势。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这样一种理解也会有助于断绝文化与遗传(无论是民族、种族还是“血统”)的想象性联系——本质主义是种族主义和其他宗派意识形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