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由怀疑，勒·柯布西耶的城市(其60层的塔楼将矗立在比地面高出5到7米的桩柱上)与其说是一座可居住的城市，不如说是一座可观赏的城市。“代替荆棘丛生和但丁的地狱般的景象，我们提出了一个有组织的、宁静的、有力的、空气新鲜的、有序的实体。从下面看，它可以是崇高的。从空中看(我们现在都在学习如何从上面看城市),它将是精神的象征。”(《光明城市》,134页；他的重点)这里的观察系统是德·塞尔托(以及第二章中讨论的笛卡尔)的“像上帝一样往下看的太阳之眼”,它提供“‘看到整体’的乐趣……总括最极端的人类文本[即城市本身]”(德·塞尔托，92页)。10从这个有利的角度来看，人们“从城市的掌控中被提升出来了。人们的身体不再被街道环抱……他的提升使他变成了一个偷窥狂。这种提升让他保持某种距离。它把一个为人所迷恋的令人向往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摆在人们眼前的文字”
(德·塞尔托，92页)。德·塞尔托认为，由此产生的全景城市是“由空间规划师、城市规划师或制图师通过一种保持距离的投影产生的仿真模拟……[它]是一种‘理论上’(即视觉上的)拟象，简而言之是一幅图画，其可能性条件是对实践的遗忘和误解。这部小说所创造的偷窥神，就像施利伯的上帝(Schreber'sGod)①只知道尸体一样，他必须把自己从每天相互缠绕的阴暗行为中解脱出来，使自己与尸体格格不入”(92—93页)。
德·塞尔托把这种异化的城市形象和经验与“城市的从业者”的形象和经验进行了对比，“他们生活在‘底层’,低于可见的最低水平限度之下。他们步行——城市体验的一种基本形式；他们是步行者，漫游者(Wandersm?nner),他们的身体顺从由其书写的薄厚不均的城市文本，但他们却无力阅读”(92—93页)。虽然德塞托认为这种不可读性(在这点上，我与他的分析不同，很快就会看到)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是“自下而上书写”的良性的城市特征，但勒·柯布西耶在美国摩天大楼城市的背景下，以恐怖和厌恶的眼光看待它。他小心翼翼地将美国摩天大楼“嘈杂[且]喧嚣的混乱”与他称作“水平摩天大楼”(《光明城市》,134页)的和谐秩序区分开来；但是，他的摩天楼——尽管使用“水平”一词——却并不打算比那些已经拥挤在城里的大楼更矮或更小。11在美国，“摩天大楼意味着无政府状态，”他断言，“它们使城市僵化。在速度的时代，摩天大楼使城市拥挤不堪……行人在大楼脚下爬行，就像尖塔脚下的甲虫……每个人都践踏别人，因为地面上根本没有空间；摩天大楼建造在昨日街道的上面。”(《光明城市》,127—128页；他的重点)
非常奇怪的是，除了贯穿庞大的水平摩天大楼之间宽阔草坪的“对角线和正交的‘景观’路网”之外，伏瓦辛规划还为行人安排了大楼下面的空间。正如勒·柯布西耶所解释的：“城市表面某些地方的建筑底层桩柱构成一片名副其实的森林，在它们之间，人们可以相当自由地移动。除了五个留给行人进入的门厅之外，大楼下面空空****。在这里就像在居民区一样，行人可以任意支配整个地面。”(《光明城市》,132页；他的重点)行人也可以利用电车轨道线和高速公路下面的地下通道。12并非“像甲虫一样在[纽约]摩天大楼脚边爬行”,勒·柯布西耶显然想让他的现代城市居民在摩天大楼的下面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