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家的精神气质和智力特征、科学共同体的思维类型等问题，很早就引起哲学家、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注意，他们对此做过一些零散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一些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具有理智思维特征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之余，对自己科学研究的心理活动和思维过程进行有意识的反思，对科学家个性特质和创造心理活动品质进行精细的观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总结，从而积累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案例。这些都对后人了解科学家的内心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如前所述，帕斯卡在他的《思想录》一书中刻画了具有“几何学精神”与具有“敏感性精神”的两类科学家。前者具有狭窄而有力的思维，后者则具有宽阔而无力的思维。迪昂同意帕斯卡关于“宽阔的”与“狭窄的”科学思维的说法。他认为，洛克、休谟、边沁以及两个穆勒等人都是具有帕斯卡所说的“宽阔思维”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具有这种思维类型的物理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通常使用模型化方法。例如，对空间中两个分离的导体，英国物理学家通常把其中的力线物质化，并使其厚度达到一个充满硬橡胶管子的尺度，以便通过比较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建立物质化的模型。在这里，像质点、力、力线、等位这样一些抽象概念，在英国物理学家看来，它们并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英国物理学家思维的长处也正是他们的短处。
与迪昂同一时期的彭加勒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在《科学的价值》一书中专门讨论了科学研究中“两种不同的精神类型”。他指出：“对于拉丁人来说，真理只能够用方程来表示；它必须服从简单的、合乎逻辑的、对称的定律，而且要使精神对数学美的爱恋得到满足。……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了描述一个现象，首先要全力以赴地构造模型，他用我们粗糙的、无其他仪器帮助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普通实体来构造模型。”[2]即使在数学领域中，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是从特殊到一般，“以至于他们从未像许多德国人所做的那样，经由集合论的大门获得成为数学组成部分的观念。可以这样说，他们始终坚持认为，人们要立足于感觉世界，永远也不要烧毁使他们与实在保持联系的桥梁”[3]。彭加勒与迪昂的这些论述所针对的不仅是风格相似的科学家集体或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差异，而且还涉及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这就是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差异。
与之大体平行的是，有些历史学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揭示不同的科学文化风貌与特征。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巨著《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指出，作为文化的内部结构，文化的各个部分正如生命有机体一样，是彼此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例如，在古典的城邦和欧几里得几何之间，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程武器进行的空间征服之间，它们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有巴洛克的艺术风格，同样有巴洛克的数学风格；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同样有阿拉伯的代数学。“这认识活动在每一情形中都有其特殊的风格。因此，一种科学的必然性具有的是适应于才智的风格，这立即把形态学的差异引入了认识的领域。在自然中，甚至在不可能表达为自然定律的地方，也可以看到一种严格的必然性。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属于科学中自明的、本有的表现形式的自然定律，对于其他文化的人来说却并不如此。”[4]他特别提到，对于婆罗门式的心灵来说，“只有这种精神，才能够产生出虚无作为一个真正的数即零的伟大概念，甚至在那时，这个零对于印度人之所以是零，是因为存在与非存在同样是外在的”[5]。透过斯宾格勒深奥的思想体系（这里不可能做详细的介绍，也不对之做整体评论），我们看到了对于历史风格特别是科学（思维）风格的比较系统的（至少是清晰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