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曾意味深长地说过：“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1]东方学家中村元也说过：“我们在研究一个民族的思维方法时，可以在他们的语言中找到一些最初的线索。”[2]确实，不论是作为人类思想的“器官”，还是作为人沟通外部世界的符号系统，语言总是同人的主体性活动、同文化的创造密切相关的。在历史上，一些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试图寻求一种适用于所有语言现象的“普通语言”（或“普遍语法”），或者把语言学归结为一套纯形式化、数学化的运算系统，其结果并不理想。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那种纯客观的、形式化的语言理论正在被有着主体参与的、具有感性经验因素的、交织着文化意蕴的语言理论所补充甚至被替代。而且，从认知和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现象，使得语言背后的思维机制和认知方式得以揭示出来，进而使不同民族由于思维机制和认知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语言差异性也得到了有效的说明。在对这种差异的说明中，印欧语系与汉藏语系所表现出的不对称性以及这种不对称性对东西方科学思维的影响，已成为当代语言学、认知科学和科学史等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本章以认知活动中的重要因素“语言”为视角，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有关成果，重点阐明语言差异与思维、认知差异的相互关系，并对中西科学语言活动中呈现出的不对称性现象进行某种程度的分析与说明。必须指出，强调语言对科学认知与思维的影响，并不是说在语言与科学之间只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只是表明语言确实在组织和表征信息、形成概念范畴等方面对科学认知和思维产生了重要影响，且这种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