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解答一种疑惑。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科学文明要以地缘板块作为其基本单元？为什么科学文明板块构造呈现不均衡性和不对称性？为什么处于优势半球的科学文明会向非优势半球转化，或者相反？对于这类问题，曾有学者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角度探讨其成因，有的从所谓“宇宙法则”的角度来进行论证，还有的从思辨的辩证法角度给出说明。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有些不足：要么过分强调地理—自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要么几乎完全否定人类实践活动以及文化对自然的反作用，成为“宿命论”者，要么过于笼统，缺乏实证性。在我看来，科学文明的板块效应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天文、地质、地理、生态等自然科学领域，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重点问题。重要的是，人类科学文明的板块性强调了地缘因素在长时段的结构性变化对科学文明创造活动给予的影响，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个看问题的大视野，能够避免从单一的视角，如观念的、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自然环境的等方面作片面性考察。当我们从这样一个大视野进行考察与研究时，我们实际上是将经济基础的、社会文化的、生态系统的、神经心理的诸方面因素统一起来，采取一种综合性的策略。我想，也只有从这个综合大视角出发，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答案。
[1] 此处参照阮炜的观点。之所以使用“文明体”一词，是因为每一种文明及其形态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大型的人类集团）在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环境下创造和形成的，因而除了具有精神性以外还具有自然性和实体性，并且表现为个体性或单元性。见阮炜：《地缘文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 我这里没有分别给出“科学文明”和“科学文化”两者的定义，而是在最宽泛地理解“文明”和“文化”两者含义的基础上来使用这两个概念。我同意历史学家P.巴格比（Bagby）、汤因比将文明和文化看成“可认知的研究领域”的观点。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9页。
[3] 汤川秀树指出，自然科学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日本在幕府末期开始大量引进欧洲科学。见〔日〕汤川秀树：《人类的创造》，那日苏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247页。
[4]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29～30页。
[5]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52页。
[6]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说得好：“地中海悠久历史的最佳见证人就是地中海本身。”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蒋明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页。
[7] 阮炜：《地缘文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2页。
[8] 〔美〕 H.J.德伯里：《人文地理》，王民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05页。
[9] 阮炜：《地缘文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2页。
[10] 此外采用文化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的观点。见〔美〕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钱岗南、傅志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49页。
[11] 转引自朱力安·斯蒂华：《文化形貌的导师——克鲁伯》，黄维宪、宋光宇译，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第140页。
[12]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32页。
[13]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