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顿指出：“每当一个民族退出这场竞赛时，总有另一个民族捡起这支火炬，继续进行人类的永恒的探索。”[52]他以精湛的科学史研究证明，人类科学历史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经验知识的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希腊人建立的理性基础；第三个阶段是中世纪的宗教与阿拉伯实验科学对西方科学产生影响的时期；第四个阶段是16、17世纪开始的近代科学革命时期，是西方科学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本来萨顿的目的是要提醒人们，不可忽视东方科学文化在历史上的主要影响。其结果他发现了这种从东方到西方，然后又从西方到东方的“律动”过程。这个过程为一些研究所证实。以数学为例，按照数学史家李文林的观点：“在数学史上，算法倾向与演绎倾向总是交替地取得主导的地位。笼统说来，古代巴比伦和埃及式的原始算法时期，被希腊式的演绎几何所接替；而在中世纪，希腊数学衰落下去，算法倾向在中国、印度等地区繁荣起来；17～18世纪应该看成是寻求无穷小算法的英雄年代；而从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直到现在，演绎倾向又重新在比希腊几何高得多的水准上占据了优势。”[53]这个交替演进过程与萨顿的描述基本吻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西方科学文明的周期性更迭。
为了更清晰地刻画东西方科学文明的交替演进历史进程，我对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格伦主编的《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54]（见表2-2）
表2-2 东西方科学文明演进“波动”状态统计表
从表2-2中可看出，东西方科学文明确实呈现“波动”状态，且反映出“优势半球”[55]与“非优势半球”更迭的一般规律。从历史阶段上大致划分如下。
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为东方（古埃及、古巴比伦）优势半球时期。这个时期有记载的科技成就36项，东方为32项，占绝对优势；西方仅四项，为非优势半球。
公元前999年～公元450年：为西方（古希腊罗马）优势半球时期。这个时期的科技成果共有77项，西方为48项，占据优势；东方仅为29项，为非优势半球。
公元451年～公元1450年：为东方（中国、印度、阿拉伯）优势半球时期。这个时期的科技成果共有93项，东方为60项，占据优势；西方为33项，为非优势半球。[56]
公元1451年～公元1831年：为西方（西欧）优势半球时期。这个时期的科技成果共有534项，西方为532项，占绝对优势，东方仅为2项，为非优势半球。
仔细分析，还可发现这个演进过程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优势半球”与“非优势半球”呈不对称态势。即优势半球的“兴盛期”恰好对应于非优势半球的“转型期”或“相对停滞期”。例如，欧洲近代的“科学革命”恰好对应于中国明清以后科技发展的“转型期”。在这里，转型期的科技发展并非完全停滞，而仅是相对放缓前进步伐。正如李约瑟所指出的，“停滞”一词根本不适用于中国，它只是相对而言：对一个更高层次的科学文明而言，原来曾经是先进的科学文明显得似乎是落后的东西了。[57]
第二，每一个优势半球的确立都经历了发育期、兴盛期和转型期（或相对停滞期）三个主要阶段（对于非优势半球则是兴盛期、转型期和复兴期三个主要阶段）。[58]所谓优势半球即科学文明的“重心”。这个时候的科学文明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并构成“高压”态势对处于非优势半球的科学文明进行渗透和影响。但是，对于上扬一方或处在高压一方的科学文明来说，并不是单纯的一方抛弃另一方，也不是所谓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截然断裂。对于上扬的一方来说，它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和优势的基础之上，吸纳异质文化的优长，达到扬长避短的目的。[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