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具体描述这种重心的转移或变迁，不少学者提出“知识型”“智力频谱”（mentalspectrum）“文化周期线”（culturecycle）“长波”等概念和理论，并进行某种阶段性的划分。例如，福柯提出“知识型”概念并对人类知识发展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阶段划分。福柯认为，经过古希腊传统到希伯来—基督教传统，西方知识和西方思想不断分化、衍生，形成蔚为大观的复杂形态。而这个复杂形态是受到其内部深层结构的制约的。这个深层结构就是所谓“知识型”。按照福柯的“定义”：“知识型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成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知识型，不是知识的形式，或者合理性的类型，这个贯穿着千差万别的科学的合理性类型，体现着某一主体、某种思想、某一时代的至高单位。”[44]根据这一定义，福柯把西方观念史、思想史、科学史看作是知识型转换的历史，是一个经历了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到现代知识型的转换过程，它们分别对应于相似型知识、表象型知识和有机结构型知识，且不同知识型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难看出，福柯知识型理论把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引入思想史当中，是一种创新。但由于他过分强调历史进程中的“断裂”和“不连续性”，并侧重于将观念史的变化解释为所谓“话语实践”的转换。这样，文明世界要么被看作剥离了主体性的、由偶然事件拼凑而成的集合体，要么使这种转型缺乏历史本体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福柯的知识型划分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因而缺乏一种全球文明的视野。
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关于人类文明或文化演化及其阶段划分的理论是美国科学社会学主要奠基者之一P.索罗金的所谓“智力频谱”理论。在四卷本的《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著作中，P.索罗金为我们展示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1900年甚至更长时段的人类社会文化周期性“波动”的巨幅图画。P.索罗金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人类价值系统以及由这种价值系统为基础的文化系统的交替演进，在任何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系统或文化类型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这些在历史上发挥过主导作用的文化系统有三个：观念的（ideational）、感性的（sensate）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想的（idealistic）。而且，“每一种都有其自己的心态，有自己的真理体系和知识体系、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weltanschauung）、自己的宗教形式和‘神圣’标准、自己的是非体系、自己的艺术和文学形式，有自己的道德、法律和行为标准，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导方式、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最后，有自己的人格类型以及特殊的心态和行为”[45]。例如，“在一个诉诸感性的社会和文化中，基于感觉器官证据的感性真理体系必定起支配作用”[46]。它们能培育出经验主义的认知方式和研究方法，进而孕育产生自然科学。可以说，“真理的经验系统与科学的发现变动过程是携手并进的”[47]。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上述三种文化系统及其各种具体的混合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交替性地呈现出来，它们共同构成人类文化演进的“智力频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