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功能性。文化框架因文明板块的地缘性和空间性限制而成为“折射”整个外部世界的“窗口”或一面“透镜”。它既具有由于地理空间位置和生态结构而产生的“生态合理性”（ecologicalrationality），又具有因这些空间位置和生态环境的限制而造成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虽然任何一种文化框架都不能构成无所不能的“上帝之眼”或“拉普拉斯神灵”，但诸多文化框架汇集在一起，便可形成形貌各具特色、功能齐备完整的“有机体”，一个类似“上帝”的“旁观者”。当一个文化单位、一个知识体的优势与其他文化单位和知识体结合起来的时候，它自身的优势才得以充分显现。也许，只有站在全球跨文化比较的高度，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以图3-1[35]中抽象几何图形标示人类文化圈层的构造与分布。
图3-1 人类文化圈层的构造与分布示意图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一个是天文学。科学史上哥白尼的天文学被认为是对古代世界以托勒密为代表的天文学的一场革命。但经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所谓的哥白尼“革命”不过是在原有文化框架内进行的一次“改良”，或者是一种为了调整和应对某些经验事实而进行的一次概念重组。表面上看，托勒密的理论使用了80多个圆圈，而哥白尼理论仅使用了30个左右，前者以地球为中心来构造宇宙体系，后者则以太阳为中心来构造宇宙体系，两者存在较大差别。但是从一些更为根本的方面来看，在哥白尼身上自古希腊以来有关宇宙的基本信念、描述方法以及审美偏好等，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亦即与托勒密一样，哥白尼仍然奉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只承认一个单一的宇宙，并且这个宇宙有一个静止的中心的基本信念。他同样认为这个宇宙是“几何化”的，是可以用数理方法加以描述的，天体的运动本质上是遵循柏拉图所倡导的圆周性和均匀性原理，并且符合简单性、对称性与和谐性的审美标准。譬如，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批评托勒密理论的理由似乎不是对方所持有的“地球中心说”，而是对方没有充分而严格地坚持天体运动的圆周性和均匀性原理。又如，哥白尼及其追随者仍像托勒密一样，厌恶椭圆，而后者恰恰是太阳系天体运动的真实状况的数学描述。此外，哥白尼的数学模型并不能有效而充分地得出地球自己运动的结论。[36]为了证明哥白尼与传统天文学体系的关系，库恩在他的《哥白尼革命》一书中曾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指出，似乎没有什么基本的天文学发现和新类型的天文观测被用来说服哥白尼相信古代天文学是不充分的或者是要加以改变的。相反，哥白尼不仅是一个传统的柏拉图主义者，而且是一个虔诚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事实上，当时新柏拉图主义对数学简单性的态度、对太阳的歌颂以及将太阳与上帝同等看待的思想等，深深地影响了哥白尼。正是这种思想氛围中的基本要素使他产生了他的宇宙观的基本意象。库恩的结论是，哥白尼“是古代科学传统的直接传人”[37]。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哥白尼在天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而只是表明，他的贡献是在原有的文化框架内做出来的，并没有突破基本的框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