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稳定性。文化框架的稳定性源于文明板块和文化区域的地缘性、生态性和民族性；越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体，越是具有相对不变的稳定性。对特定的文明体来说，核心的、深层的、基本的部分具有强烈的抗变性和排他性。它们构成了所谓文明体的“硬核”。连同其外部的“中间层”和“保护层”，任何一个文明体都将成为一个圈层结构。这个圈层结构可称为“文化圈”。在不同的文化圈之间，特定的文化圈显示出鲜明的独特性。从认知角度看，由不同文化圈提供的认知框架确定了一些基本的范畴、公设、样例和模型。它们是基础性、决定性的认知因素，不会因为“保护层”的某些经验事实的改变而改变。换句话说，基于文化框架的认知主体与外部世界所构成的“界面”不能完全以个体与周围世界的经验“界面”加以刻画与说明。
第三，主观性。由于人们面对的世界是“人化”的世界、“文化”的世界，原本存在着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立的状态消弭于人与世界的相互建构的活动之中。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只能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文化的方面去理解和认知，从主观构造的意义世界方面去理解和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文化框架的认知是主观性的。换言之，纯粹物理意义上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不过，相对于特定文化内的成员或认知个体来说，由于他们一生下来就处在该文化世界中，并以该文化为其基本的生存式样。因此，该文化对他们来说依然是客观的。例如，当他们运用特定的语言符号、采用特定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时，他们必然受制于这些语言符号和思维方式，不可随意地对之加以改变。
第四，规范性。文化框架以潜在的方式作用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但它不像个体认知那样直接面对经验世界并做出适时的调整。它的主要作用是规范或范导人们的认知行为和实践方式。虽然具体文化中的个人心理和行为是多样性的，但是比较和衡量这些差异的维度和尺度则是普遍性的。对于个体认知而言，制度与规范更多的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的东西，个体的认知能力通常表现为对这个背景作出不同程度的敏感性反应。正如库恩在论述他的科学范式时所说的那样，常规科学范式犹如一个容器——盒子，在盒子内的科学家们从事的是一种高度确定性的工作，他们遵循共享的规则，并受到由规则形成的范畴的约束，他们的视野常常受到限制，通常不接受与他们的本体论“承诺”不相干的“反常”现象的研究。或者说，常规科学研究就是一个高度收敛的、具有“精神定向”性质的集体科学活动。[30]
第五，隔离性。地理学家关于地理空间和地理区域有一个非常有意味的说法。这就是：“区域不过是另一个容器”[31]。李约瑟也曾谈到中华文明的“隔离机制”[32]。这两者的意思非常相近。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看，不同的文化模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自我保护意识，即存在所谓维护模式功能的“维模效应”。[33]虽然绝对的隔离就意味着不可能有任何接触，但正是这种状态又成为文化借以发展的一个条件。从某种意义上看，文化的发展一直呈现为一种对抗隔离障碍的持续斗争。[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