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因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而造就的两大文明或文化现象，有学者用“地中海文化圈”和“东亚文化圈”（或亚洲文化圈）分别加以指称。前者代表西方文明，后者代表东方文明，或这两个文化圈至少代表着历史上曾有过的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核心部分。正如张光直所指出的：“我们从世界史前史的立场上，把转变方式分成两种。即把眼光扩展到欧洲、近代、非洲、中东、远东、大洋洲和美洲，我们可以看出两个大空间的不同方式。一个是我所谓的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35]日本著名民族学家、生态学家梅棹忠夫从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角度以几何图形的方式描述了地球文化生态恰成不对称而又互补的格局。[36]（见图2-1）
图2-1 地球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对称格局
在图2-1中，梅棹忠夫将日本与西欧并举，认为两者分别代表着东西方文明的核心体。且不管这里的论证有多大的可信度，但其依据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解释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并从中看出奇妙的对称互补格局，仍给人以启发。与之类似，国内学者董欣宾、郑奇（2001）依据现代自然地理科学的原理，结合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指出地球文化生态构成的奇妙对偶与互补关系：地中海—两河流域与中国分别位于地球东西两端的最佳气候区。他们认为，造成这种奇妙对偶与互补格局的总根源在于太阳光能在地球上的差异性分布。[37]
虽然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对偶性或不对称性与人类科学文明板块构造中的不对称性到底存在多大的关联性，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结论，许多问题还只是提了出来（其中的机制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但是无论如何，这两者的对应性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应当是存在的。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李约瑟在试图回答为什么在中国不能找到类似于西方近代科学革命那样的事件以及西方近代更充满活力的问题时肯定地说道：“我更愿意从地理方面的因素来解释。欧洲事实上更像一个群岛，具有独立城邦的悠久传统，这种城邦是建立在海上贸易和统治着较小区域并相互竞争的军事贵族之上的。……与之相比，中国却有大片集中的农耕陆地，从三世纪起就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直到进入近代，其行政管理的传统是世界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中国历来有极为丰富的矿产、植物和动物资源，而这一切资源都被整合进其表意文字系统，这种文字系统基本上是单音节语言并具有统一性。”[38]又说：“地理因素不仅是背景，我们在讨论结束时将看到，它是造成中国和欧洲的文化差异以及这种格局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极重要因素。”[39]
随着地理学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的“联姻”，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科学地理学诞生了。新的学科进一步强化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哲学所谓的“空间转向”。这种转向不再接纳传统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普遍主义假设，而主张一种科学的“地方主义”和科学的“本土化”研究。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地理学家H.多恩（）于1991年出版的《科学地理学》一书，以及美国地理学家戴维·利文斯通（）于2003年出版的《将科学置于地方：科学知识的地理学》一书。在前一部著作中，作者遵循着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Huntington）、魏特夫等人的研究思路，强调自然地理因素（土壤、气候、水文、地形、人口等）对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后一部著作则从“地方性”的观念出发，明确提出“将科学置于地方”，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传统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忽视地方性的错误倾向，认为那种观点是“狭隘的”“不可信的”，会妨碍对科学的认识。[40]此外，还有尼斯贝特对东、西方科学文化（思维）差异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思想地理学”（thegeographyofthought），还有M.尼克尔森（）关于植物生态学在不同区域呈现不同风格和差异的研究[41]，以及信息社会地理学中的知识区位效应的研究等。现在学界普遍认为，科学地理学是以科学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所要解决的是不同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对科学活动的影响，以及科学活动区域差异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