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历史学家和科学地理学家将科学文明板块构造的不均衡性归结为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尤其是文化资源、认知资源的不均衡性。实际上，早期的科学文明和具体的科学认知过程是在非常有限的认知资源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认知资源表现在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是指面对所呈现的客观对象能不能认识，就后者而言是指有哪些客观对象能提供给人们认识。例如，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魏特夫（KarlAugustWittfogel）从大河流域（尼罗河、黄河）的自然地理环境出发，以翔实的证据论述了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灌溉技术的形成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的相关性，进而论述古埃及、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和其他地区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李约瑟也论证道：“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像伽利略和维萨留斯等一类人物之所以都出自欧洲，很可能完全不是因为欧洲人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而是由于欧洲有一些有利的环境因素，而这些有利因素过去没有也不能够在具有不同的地理背景以及受其影响的不同社会进程的其他文明中起作用罢了。”[28]确实，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科学文明板块在创造科学文明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长处与贡献。例如，古埃及人和古巴比伦人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经验科学和实用技术。他们的天文学和历法计算比较发达，能够准确地预测一些天文现象和河流的泛滥的时间。同样，印度人的“算术是惊人的”[29]，他们发明的数码对世界数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古希腊人很早就有了一种致思的倾向，擅长于进行几何证明。在几何学家欧几里得那里，一套完美的演绎几何学在当时达到了它的极致状态。在学科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以应用科学和实用技术为主，天文学、农学、医学、计算数学、伦理学以及冶金、建筑、水利、化工等学科和技术尤为发达。古希腊则以系统的理论知识和严密的学科体系见长，几何学、逻辑学、文法学、物理学、形而上学、生物学、法律等，更胜一筹。
不同科学文明板块之间的差异是通过相互比较呈现出来的。在有些板块之间，其差异性较小；在另一些板块之间，其差异性则很大。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一方面显现出人类科学文明与认知方式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不同的板块之间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板块构造机制。在这种板块构造机制的作用下，人类科学文明由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空间分布和资源配置逐渐向着协调有序的大系统过渡，最后达成优化、动态平衡的全球知识框架。当我们将所有这些板块“拼接”在一起时，我们会发现，虽然这些板块拼接物之间不是均衡的，但却是高度结构化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一些差异性较大的科学文明板块之间呈现出的“单侧化”（或极性化）[30]现象以及由这种单侧化的科学文明板块所构成的不对称现象。对此，D.普赖斯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的文明独一无二地包含着高度的科学内容这个事实，主要归因于两种差别极大的科学技艺在较高水平上的混合：一个是逻辑的、几何的和图形的，另一个是数量和数字式的。两种方法在天文学上的结合，发展出一套比任何复杂程度相近的其他科学理论精确得多的完善实用的理论。”[31]D.普赖斯这里所说的两种差别极大的科学技艺指的是古巴比伦人的和古希腊人的。它们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过，这种差异还只是一种有着某种程度的混合的差异，是一种相比较而言的差异。当我们对中国古代科学文明做一番全面的考察后就会发现，位于旧大陆两端的中国古代科学文明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科学文明（在一定意义上分别代表东西方两大科学文明）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反差：既对立又互补，恰如阴阳两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