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科学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表现为不同科学文明板块的构造及其运动。但是不同的科学文明板块之间并不是均质化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地区差异性；由这些非均质化板块所构造的空间布局也显现出人类科学文明整体格局与框架的不均衡性。
地理学家指出，地理“空间划分”就是对地球表面空间进行划分，但是，“这样划分的区域就不是一个人定的或自然出现的客体，而是一个知识概念，一个供思考的实体，这个实体是以选择某些具有地区意义或地区问题的现象，并排除一切无关的现象所形成的”[24]。为了更好地进行空间划分，以便人们正确地、合理地思考地理现象问题，美国地理学家R.哈特向（RichardHartshorne）从方法论入手建立起他的新的区域分析方法。他认为，在做区域分析时，必须正确认识地理现象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关联性与孤立性的关系。按照这种方法，在实际的区域划分中就能够做到特殊与一般、现象描述与逻辑概括的统一。准确地说，就能将抽象的空间关系研究与具象的地理区域研究统一起来，而不是偏重于某一方面。同理，那些试图从科学这样一个文化因子（要素）的角度来透视科学的空间分布，考察地区性的差异因素对科学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或者从一个大的文化区域和文化景观中把科学从中“剥离”出来，再“放置”于它原来的地方中加以重新评估的做法，也应当遵循R.哈特向的方法：将抽象的空间关系与具象的地理区域位置结合起来，不能用抽象的空间关系掩盖具象的地理区域关系，进而抹杀地区间的差异性。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对自然地理学家而言，任何科学文明板块都要占有一定的地理空间位置，或者说，它要分布于地球表面的某个地方，一定的地理空间位置意味着一定的地区差异。道理很简单，由于太阳光线在地球上分布的不均衡性，地表系统在气候、土壤、植物、自然景观等方面必然表现出某种分异性。根据这种分异性，可将地表划分为若干个大的自然地理带。不同的自然地理带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再加上地形地貌、陆地与海洋的关系等，这种差异就更为突出。[25]不可否认，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差异对人文环境和特定区域人类活动所达到的进步状态是有影响的。一些考古学家、史前史学家、植物地理学家和农业技术专家在考察早期人类活动，如采集与狩猎、动物驯化与捕捞、农业耕种、原始技术的制造等时，已经发现了全球广大范围内带有区域色彩的差异性特征。根据这些特征，有的地方被划分为农耕区，有的地方被划分为畜牧区。
人文（或文化）地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注意到自然地理环境差异与人文或文化差异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目的是要“同时看到一个特定的场所如何获得文化意义，以及文化又是如何利用这些场所实现其意义的”[26]。早期的人文地理学与人类学、民族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原始社群与他们的场所或领地的密切关系，注意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所表现出的不同特质。随后的研究表明，与地理相关的文化差异表现在经济、社会组织、宗教、语言、种族、艺术等方面。为了更进一步地探索文化地理学的深刻意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著名文化地理学家C.索尔（CarlOrtwinSauer）通过对“地理景观形态”的一系列研究，向人们表明，文化或文明并不是由单一的因素构成的，它是一个整体的运转过程。地理景观不是个体特征，是一个整体的区域的最终产物，而文化景观则是因人类活动而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各种形式。在C.索尔看来，文化区域和与其相匹配的地理景观可以构成分析的基础，也就是构成地理学的单位概念。“由不同形式间的独特联系构成的一个区域，这既包含物质形式间的独特联系，也包含文化形式间的独特联系。”[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