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计算机科学与认知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大脑的某些机制和功能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突出的成果之一就是福多的心理模块论。在福多看来，人类神经系统类似于作为计算机辅助系统的输入系统，后者被认为提供关于世界的信息。它主要有两种形式：知觉和语言。这两者不仅功能相似，而且都是模块化的。在一般情况下，模块化的输入具有计算的特殊性。虽然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输入分析和计算不是思维活动，但它却构成某种形式的推理机制，并且分别是人类大脑两半球的主要机能之一（通常左半球以语言和句法为主要特征、右半球以知觉表象为主要特征）。就硬件结构而言，这两种模块化的功能不仅在传输系统中，而且在大脑皮层中都有明确的定位。可以说，“所有那些能够可靠地完成内容特异性认知功能的大的神经结构，似乎都通过语言或知觉与输入系统相联系”[20]。
相对于大脑形态、结构而言，大脑功能在不同民族（人种）之间的差异格外引人注目。前面提到的日本学者角田忠信就认为日本人大脑功能不同于西欧人大脑的功能。他通过发明一种被称为两路听力测验的方法发现，对使用右手的西方人、朝鲜人、中国人和孟加拉人来说，当元音单独发生时，它们是由大脑一侧处理的，但如果元音发生在一句话当中，也就是说，如果它们被辅音包围的话，元音则被大脑的另一侧处理。但是对使用右手的日本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来说，通常所有的元音都在大脑的左侧，而不管这些元音是否发生在一段句子当中。[21]这说明日本人更多地使用左脑，能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自然与心灵的和谐。这之后，角田忠信在《右脑型，左脑型》等著作中进一步指出，在日本人的大脑中，逻辑思维和情感反应似乎并不像在西方人大脑那样被分摊给不同的两半球，而是被塞入一侧半球，这可能造成日本人更多地依赖于直觉和情感反应而不是逻辑思维。[22]
近20多年来，随着神经信息学和先进的脑功能成像技术的发展，有关大脑活动和功能定位的研究获得了更为直观、精准的实验方法和手段。在此基础上，不同的文化与神经过程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特定文化在大脑皮层组织上的准确定位，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议题。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大脑结构（功能）不对称性具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特点。[23]在国外学者进行的一项使用事件相关电位分析（ERP）研究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在视知觉神经机制的表现的项目中，欧裔美国被试对目标事件表现出较强的新奇P300波幅，而东亚人则表现出较强的P200波幅；前者的视知觉神经和电生理应答显示出个体主义倾向，后者显示出集体主义的倾向。[24]在最近的一项实验中，当向美国人和日本人呈现政治候选人的黑白照片并让被试进行评估时，美国人更多地使用大脑的分析区域，而日本人更多地使用情绪区域。心理学家安贝迪和巴鲁查使用了术语“文化映射”来描述脑显影像所揭示的模式。他们认为，文化重塑了我们大脑的神经回路。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可以有不同的大脑，有所谓的“西方大脑，东方大脑”之说。[25]这些研究还表明，虽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大脑并没有显示出大的结构性差异，但在文化类型差异较大的大脑功能之间则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四、大脑信息加工的简化模型
通过对大脑原型基本信息的抽取、压缩和简化，可以建立大脑信息加工的简化模型，以便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可操作的“样本模型”。这种简化模型能够反映大脑结构的主要特征，揭示大脑的基本运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