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文化和科学史研究中，研究者们注意到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在时间认知与空间认知上存在着的差异性。由于空间意识的过度扩张，笛卡尔以来的西方近代科学已经高度“空间化”了。正如海森伯指出的：“第一个把希腊人系统思想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的物理现象，是‘实体’，也就是在一切现象的变化中那种‘不变的东西’。……在原子论中，只有物质的最小不可测的组成部分（即原子），被认为是‘存在’着的东西，它唯一的性质就是占据空间。”[27]科学史家W.C.丹皮尔也在他们著作中引述道，按照原子的学说，“凡物都只在一个瞬间存在，在第二个瞬间就由自身的复写本所取代，与电影摄影机所放映的背景非常相似。事物只不过是一系列这样的短暂的存在而已。在这里，时间也仿佛被分解为原子”[28]。另一方面，“中国和欧洲之间最深刻的区别也许是在于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之间的重大争论方面，因为，正如中国的数学都是代数而不是几何一样，中国的物理学忠实于一种典型的波动理论，而一贯对原子加以抵制”[29]。根据有关学者的观点，粒子（原子）代表空间的大小和位置，所以具有空间的属性；波则是变动的，具有时间属性。[30]由此不难推断出中国古典科学的时间特性。现代学者注意到，作为世界存在形式的时间和空间方面虽然在其本体上不可分割，但在人的主观认知方面，常常在同一时间只能集中注意于其中一个方面。由此在历史上形成所谓“时间本位”和“空间本位”的不同认知路径，是很自然的。正所谓“不得两起”“不得俱出”或者“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也。[31]
四、意象思维与概念思维
庄子曾有过一个很恰切的比喻：“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意思是说，言语只是一个工具，当获得“意”以后，即可舍之不用了。魏晋时哲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写道：“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著，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32]这就是著名的“得意忘象”说。
这种相互排斥或不对称的现象在现代物理学（以电磁场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中也非常普遍。一方面，物理学家通过意象思维（包括直觉、心理图像构造）突破牛顿力学体系的概念框架，实现了心理意象图式的转换。例如，物理学家玻耳兹曼（）试图通过所谓“心理图像”为力学的公理体系寻求经验性的基础；物理学家赫兹（）则试图用图像（picture）或意象（image）来代替诸如牛顿力学和能量学（energetics）这样的概念架构，而爱因斯坦通过视觉意象和思想实验为人们对光量子（作为粒子的光）提供直觉的理解。在这里，“想象力能使我们当即把物理世界的一部分作为显示出这个世界的某些细节的直观图画而提出来，直觉则在与烦琐的三段论法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某种内在的豁然顿悟之中，突然给我们点破”[33]。另一方面，物理学家们又试图摆脱经典物理学图像和建立在日常经验基础上的直观的束缚。因为在亚原子粒子世界中，原有的心理图像和直觉的作用已经失效。例如，玻尔在1913年的发现表明，一个电子在两个定态的“等待位置”之间的跃迁是无法视觉化的；海森伯通过他的矩阵力学证明，对新量子力学的表述必须放弃直观性。后者主张通过一种不是知觉而是通过数学加以调节的意象方式，取代原有的意象方式。[34]实践证明，相比较于彭加勒的感知意象、爱因斯坦的视觉意象，海森伯的意象方式摆脱了微观客体难以形象化的障碍，使思维的创造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因而在量子领域里更容易取得成功。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意象图式与抽象符号和数学形式之间，一方面在一定层次上相互交织、相互转换，另一方面又在更高层次上相互分立、相互排斥，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看不到层次的转换，看不到对立双方的质的差异与互斥性，就有可能妨碍科学认知与思维创造。研究表明，彭加勒之所以没有发现相对性原理，从认知的角度看，就在于他过分固执于感觉意象，忽视思维在意象中的构造性，因而难以在知觉世界中直觉光速不变原理，也难以将相对性现象上升为一般原理。同样，当科学思维需要摆脱和放弃原有意象图式，步入更抽象、更概念化的图式中时，爱因斯坦仍习惯于原来的视觉意象图式，也难以再次实现他曾有过的思维创造。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他难以达到量子力学高度的重要原因之一。[35]总的来看，“一旦新的概念体系建成以后，又‘得意忘象’，将使用过的意象又抛弃，总使人感到颇有几分神秘和不可思议。这也许正是科学意象永远吸引人而又使人惊叹的根本原因”[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