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有助于实现东西方两大科学文明之间的对话与相互诠释。全脑科学立足于“文化脑”，强调文化对大脑的“型塑”作用，以及文化对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加强东西方科学文化的对话与诠释，能够使我们在科学发展中寻求平衡点。以耗散结构系统为例，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的形成是以其自组织机制为条件的。但是，这个自组织机制的形成不是简单地依靠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top-down进路，而是依靠由下而上，即经由bottom-up的进路进行组织的。它是一个由组成元素或行动主体的局域的相互作用逐步进展到形成全局性秩序的过程。例如，贝纳德卷筒、生命游戏中的元胞自动机的形成等，就是如此。[133]这也就是说，复杂系统的整体效应与局部效应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由此，我们在看到东方的整体论正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那种认为整体论完全取代还原论、综合的方法完全取代分析的方法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经典科学与现代科学、传统科学思维与当代科学思维方法之间并没有截然不同的、固定不变的分界线，它们之间在当代呈现融合与汇流之势。
三是有助于认清不同科学认知方式各自特质，在两种不同的科学认知方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全脑科学并不是要抛弃科学理性一方而转入沉思的一方，也不是使两者简单地合而为一。正如卡普拉所说：“我们在物理学中得知二者是互补的。他们既没有哪一个包含另一个，也没有哪一个可以归结为另一个，对于更充分地认识世界来说，二者都是必要的和互补的。……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神秘主义直觉与科学分析的综合，而是它们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134]例如，老子与玻尔虽然都主张在感官无法直接感知的对象面前采取一种主—客一体、超越语言的抽象的认识方法，但是两者仍然是有差别的。老子不仅主张消弭主客二分，甚至主张通过“无欲”“闭其户”来完全泯灭主体，进而认识“无名”的“道”。这一点与玻尔通过观察手段直接关注微观世界的做法明显不同。[135]也就是说，老子所追求的“道”的智慧境界和认识方法是任何“形而下”的科学研究都难以企及的；不论现有的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这种差距、这种张力总是存在的。类似地，佛教思想与当代物理学有颇多相似之处，并且佛教“空性”思想对量子物理学家的研究活动不无启迪；也许，在哲学的层面，前者还给量子力学以新的理解维度和诠释境域。然而，不论这种理解和诠释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任何言辞的描述、任何具体的结论，都不可能对空性本身做出全部说明。原因在于佛教是“非科学”的。[136]也许，这正是东方智慧的魅力所在！
四是有助于突破现代科学发展的“瓶颈”，实现未来科学新范式的转换。海森伯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最有成果的发展常常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的交叉点上，这一般讲来或许是真实的。这些思想路线可能发源于人类文化的完全不同的部分、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文化环境或不同的宗教传统。因此，如果它们在实际上相遇了，即如果它们至少已互相关联到能够发生真实的相互作用的程度，那么，人们可以期望新的和有意义的发展也将随之而来。”[137]我想，现代科学发展的瓶颈正在于某种科学文化的单一性、某种认知方式的局限性；而当这种单一性和局限性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发生改变时，掣肘的和阻碍的因素便得以产生。为此，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契合点，进而找到科学文化的新的生长点，便成为冲出瓶颈的有效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