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现代物理学来说，正如海森伯所指出的：“现代物理学的开放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调和老传统和新的思想倾向。举例说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对理论物理学的巨大贡献，可能就是远东传统的哲学思想和量子论的哲学基础之间的某种结合的标志。如果人们没有接受过21世纪头十年尚流行于欧洲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或许会更容易接受量子理论的实在概念。”[123]同样，普里戈金以其“耗散结构”理论研究的成效向人们表明：“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124]类似的还有所谓协同学的“中国倾向”。正如H.哈肯所说：“协同学含有中国基本思维的一些特点。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久未获得足够的考虑。直到如今，当科学在研究不断变得更为复杂的过程和系统时，我们才认识到纯粹分析方法的局限性。”[125]相关的论断和“评语”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有鉴于此，国内一些敏锐的学者意识到人类科学文明发展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并做出一些前瞻性的概括。例如，物理学史家董光璧先生指出，以道家思想为原型的中国科学对世界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以道家思想为根系的中国文化具有现代意义。东方智慧的重新被发现表明东方传统科学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复归”。[126]
也许有人会说，东西方科学文明在历史上就已经存在了，东西方科学的交流与互补也一直没有中断，事实上的全脑科学早就有了。但我要说的是，那个时候的东西方科学的交流与互补是在一种不自觉或不完全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其范围和程度都没有达到今天的规模和高度；今天的交流与互补是在一种非常开放的状态下进行，是一种有目的、有序的状态。它将形成一种舍勒所说的“全球性经验”。在这种经验当中，“如果无论西方人还是亚洲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有所选择地进行这些——属于每一方所坚持的有关意识的对立态度的——有意识的插入活动和排除活动，以至于双方都会因此而学习和实践对方那新的、‘与自己的态度不同的’态度，那么，在人类精神中沉睡的所有各种认识方面的可能性，就有可能得到彻底的开发利用：无论就形而上学方面的态度而言，还是就实证科学方面的态度而言，情况都是如此”[127]。
（三）全脑科学的基本特征。相对于已有的类似的交叉学科和横断学科，全脑科学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主体性。全脑科学遵循主体“观照”科学的原则，从主体（在本书中就是认知结构）而不是从客体出发来看待整个人类的科学与技术活动，认为不同的科学模式是不同的认知主体“折射”的产物。由于这个主体是以不同的生态和文化要素及其联结方式构成的更大的文化体或文明板块，因此，原来作为“客体”的那一部分，便纳入新的“主体”当中来或与主体构成更为紧密的内在关系。例如，原来作为单个科学家进行活动的客观因素（如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条件等），实际上被看作是更大范围意义上的主体的构成要素。这样一来，当我们站在智慧圈的高度来看待人类科学与技术时，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将被进一步外展开来。用后现代科学家大卫·格里芬（DavidRayGriffin）的较为偏激话来说：“主体与客体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不同只表现在时间性上。也就是说，一个客体就是一个原本实质上的主体的事件。”[128]而在一些量子理论家或哲学家那里，“量子和整个原子及分子，可以立即跨越时空联系起来，所以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尤其是通过演进出现的复杂和超级敏感的大脑以及神经系统，会立即与其他有机体，与自然，与地球连成一个整体”[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