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脑科学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全脑科学的提出不应当看作是偶然的现象；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从当今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来看，整个人类的科学文化依然处在“单侧化”或“半球优势”状态，“左半球”的强势加剧了左右两半球之间的割裂与冲突。用卡普拉的话来说，目前的人类科学文明是“阴阳失衡”或“阳盛阴衰”。用美国环境哲学家、科学史家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Merchant）的话来说，就是自16、17世纪以来的“女性自然”依然被“男性”所“强暴”和“**”。用英国学者拉塞尔的话来说，“左脑的优先地位说明地球大脑也是左半球占优势。这在当代社会的许多情况下的男性化特性中变得很明显。大多数国家里，似乎都是科学、技术、理性思维以及策动事件发生占统治地位”[119]。由于这一原因，许多人仍奉近代殖民扩张以后所确立的西方科学范式为唯一标准的范式，或仍然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看作是人类科学“公认的立法者”；即使承认非西方科学文化的某些作用和价值，那也是“通过欧洲扩张，世界被作为一座实验室添加到欧洲现代科学体系中，并且通过由北方文化控制的所谓发展政策的科学技术成分，今天仍以这种形式继续役使世界”。[120]而对于那些热衷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人来说，全球化就意味着“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者被看作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和技术的所谓“现代性”（modernity）的延续。即“全球文化意味着一种单一文化的崛起，拥抱着地球上所有的人，而且替代了迄今繁荣兴旺的、各种不同的文化体制”[121]。虽然对全球化的这种过分自负的心理并未完全反映全球化时代的全部事实，但它确实表征了某种强势的状态。
当然，进入20世纪，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和“西方的没落”，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世界文明开始缓慢地出现了一股东方“复归”的潮流。即试图以东方的有机思想和东方的宗教、伦理来“拯救”西方的没落。人们似乎能够隐约地看到另一列火车向我们缓缓驶来，甚至能够设想在那列向我们开来的火车上可能看到的良辰美景。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西方科学文化呈现出的负面形象及其破坏性作用，而更加倾心于东方的神秘主义和有机整体观。这方面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例子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曾一度兴起了“右脑革命”（revolutionofright-brain）的热潮。用当时撰写《右脑——对无意识心理及其创造能力的新理解》一书，并全面、多角度地论述“右脑革命”问题的学者托马斯·R.布莱克斯利（）的话来说，他写这部书就是要纠正以往人们对右脑的各种偏见，以连带着对以左脑思维方式为主的西方文化进行反思。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是要学会使两种类型的特有思维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所有的变革都会有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而我们所希望的正是这种右脑的革命，尤其能够以对右脑的过分强调来弥补我们当前对左脑的过分强调”[122]。布莱克斯利的观点是向人们证明，正如单侧脑的发展并不是大脑发展的最佳途径，而只有全脑或复脑共同发展才是人脑发展的最高境界一样，某种单一文明（如西方文明）的发展并不是人类文明的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