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姆从隐缠序物理学角度出发，认为物理的整体思考不能单独使用某一种认知方式。他说：“在每个阶段，心灵运作的正当序需要对被普遍认识的东西进行总体把握，不仅用形式的、逻辑的、数学的语言，而且用想象的、情感的、诗性的直观语言。（或许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左脑’与‘右脑’之间的和谐所指的东西）。”[112]他认为，这是一种“全面的思维方法”，“对总体的这种理解不是一种‘思想’与‘整体实在’之间的反射对应性。而是说，它应当被视为一种艺术形式，像诗歌一样它能使我们在全部的‘心灵舞蹈’中（从而在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普遍功能中）倾向于有序与和谐”。[113]他预言：“长期以来渗透在我们文化中的抽象逻辑思维与具体直接经验之间的尖锐分裂，就无须再保持下去了。反之，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从直接经验到逻辑思维和反过来从逻辑思维到直接经验的不破缺的流运动，从而结束这种分裂。”[114]
《艺术与物理学》一书作者伦纳德·史莱因注意到艺术与物理学分别造成的不同的科学心智模式。他指出，艺术与物理学是不协调的一对儿：通常，物理学家致力于将自然分解为其组分，以分析各个组分间的关系；艺术家则经常将实在的若干不同方面联系起来并加以综合。从认知的方式和神经机制来看，物理学偏向于左半球，而艺术则偏向于右半球，它们分别承担着人脑的不同功能。基于此，若能将艺术与物理学结合起来，将有可能使大脑两半球的重体功能发挥得更好。他说：“将艺术与物理学缔合到一起，是开始这一结合的手段之一。左半脑与右半脑，圆锥细胞与圆柱细胞，艺术与物理学，都为实在提供着互补的观念。将这一对对互补的观念结合到一起，不仅会加深人们对它们各自本性的理解，更为理解宇宙精神增加了一个新的观察维度。”[115]这就将脑的进化与文化（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对应起来。
当然，在更大的文明板块层面上，这种情形也一直在发生。卡普拉分别用“阴”和“阳”两种性质指称“东方神秘主义”和“西方近代科学”，并认为“这两种活动紧密联系着两种知识，或两种意识方式，它们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思维的特性”[116]。有关这方面的见解，日本学者岸根卓郎说得更明确。他认为，人类未来的科学是“科学、宗教与艺术三位一体化”的。之所以如此，盖因左脑是西方的科学，右半球是东方的宗教与艺术；二者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二极对立与互补”的法则而最终走向“合一”[117]。学者周哲水也指出，东西方文化在史前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分歧；不同的文化对心象系统和心智模式产生了影响，它们分别构成不同的“大脑策略”。未来的新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也即左右脑功能的融合，以便形成一个“全脑”心智模式。[118]虽然这些观点有简单化的倾向，但它实质上指出了人类科学文明发展的“全脑”性质和趋势。
从以上的简要勾勒可以看出，“全脑科学”的对象是多层次的。既有神经生理的层次，又有社会文化的层次；既有科学共同体的层次，又有科学文明板块的层次。由于人的大脑是受文化因素影响的，大脑神经系统的定位与特异化均与文化有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神经脑也就是“文化脑”。这样，文化的差异使得处于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个体和群体，其所动用的大脑“自然资源”并不是“天然”均衡的、充分的。文化的隔离乃至相互否定，势必导致我们大脑进化不可能达到“全脑”的最优状态；即使每个个体的头颅内都装有两个半球，也是如此。正如C.P.斯诺谈到的“两种文化”的隔离，必然在科学家（工程师）与艺术家（文学家）之间造成两种不同的、多少有些缺憾的心智模式那样；它们之间的相互隔膜，必然又使得这两种心智模式的优长不能达到最优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