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脑半球的机能来看，右脑与“心”和身体的关系似乎比较独特。我们知道，右脑能够对物体的大小、形状等进行识别，因而在对物体的客观物理属性辨识方面，起到主要的作用。右半球的视—空间操作涉及人类的多种活动，这是一种需要知觉参与的、以肢体在空间运作为主要特征的操作。比如，手动搭一个木制的房子，或是在工作车间操作一个加工车床等。这些活动对右脑的参与有特别的需求。[58]研究表明，那些运用或运动无能症的患者并非简单地只是一种语言或符号的失调的问题；那些在语言领悟方面有严重障碍的个体却能在执行全身躯体运动指令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守恒能力。据此，H.加登纳指出：“正如大多数正常个体的大脑里左半球控制语言一样，他们的大脑右半球是支配运动活动的。”[59]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现在明白，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医所讲的“神”或“思”并不单单是今人讲的思考、认知等，而是包含了知、情、意诸方面的统一，是一种独特的“智识”方式。对于这种智识方式，许多学者以不同的术语加以指称，我国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先生曾提出“性智”概念，并将其与“量智”概念相对。在他看来性智有许多特点，而重要的特点是，它不滞留于单纯的感官和理智的推理、判断，而是从“质”入手去认识和感受世界，其中身体的动作和实践方式于无形之中摆置于其间。鉴于西方人长于理性和逻辑思维，而理性和逻辑思维更多地与人的大脑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更强调直观体悟、心物交融、知情意统一，而这些又与“用心”联系在一起，学者王前据此认为，西方文化大体上说是“动脑”文化，中国文化则是“用心”文化，或者说，西方人的“动脑”实际上是偏向于左脑，而中国人的“用心”实际上是偏向于右脑。[60]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阐释视角，它从生理学、脑科学、思维科学和哲学的角度把握了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些基本方面。实际上，“性智”与“用心”非常切近，它们都是东方人特有的智识方式。从生理学和神经解剖学的角度看，它们均与躯体性活动、右脑半球机能有关。
现在我们再回到人工智能的“身体”转向方面。身体智能观对人工智能研究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由于身体智能更强调身体动作的基础性作用，因而它从活动的主体或实体出发将那些具有某种智能的个体称为“智能体”，并且认为“真实世界的智能体是具身的”，即必须从身体的活动来探讨智慧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那种看似具有内部复杂机制的行为被简单、直接的外部行为所替代。“由于看似复杂和成熟的行为能从简单的规则中产生，因此我们怀疑在自然界的有机体中可能也存在与行为产生相关的、相对简单的神经回路。”[61]也就是说，行为的表面的复杂性不一定意味着其内在机理的复杂性。这样，进入21世纪，计算机和机器人被真正融合为一体了。学者可以不再说自己是从事人工智能研究，而可以说是在从事机器人学、适应系统工程、人工生命、适应性运动或者仿生系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