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那种与身体动作相关的“做的知识”很早就受到人们的注意。20世纪40年代末，哲学家赖尔在《心的概念》一书中将知识分为两类，即“知道如何”（knowinghow）与“知道什么”（knowingthat）。通常，前者与“智力”（intelligence）相联系，后者与“理智”（intellect）相联系。他指出：“唯理智论者的传奇做出了这样一个错误假定：任何一种行为对于智力的全部所有权都是从计划做什么的内心活动那里继承下来的。”[52]而实际上，有效的实践先于它的理论；一个行动显示的智力在于行动者在做事情的时候思考着他正在做的事情。类似的观点还有，英国著名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兰尼对人类知识做出的两种划分：一种为言传（explicit）知识，一种为意会（tacit）知识。前者亦可称为外显知识，即能够用语言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达的知识；后一种亦可称为隐性或内隐知识，即具有高度个人化的、技艺性和特殊性的知识。用当代的术语来说，具有很强的身体属性。认知心理学家J.安德森（，1973）在其所开发的生产式信息加工模型中，将知识划分为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两大类。这两种知识分别对应于陈述性记忆和生产式记忆。[53]数学家王浩教授区分了“在的数学”（mathematicsofbeing）和“做的数学”（mathematicsofdoing）两种类型。[54]还有学者进一步地对上述知识划分加以概括与发挥，认为“知道如何”实际上是一类特别的命题知识，其特殊性在于命题知识以实践方式表征（inthepracticalmodeofpresentation），而一般的关于“知道什么”的命题知识则是以非实践方式表征的（inthenon-practicalofpresentation）。[55]我们看到，由于实践方式诉诸人的感性、物质的活动，因而必然与身体的、媒介的活动发生关联，也就是说，“知道如何”“去意会”“做的数学”“以实践方式表征的知识”等实际上就是具身认知或身体智能。不同学者的研究可谓殊途同归，他们大都指向“非形式化”的特性：躯体的、隐性的、动态的、处于整体“局势”中的、难以表述的等。
有意味的是，身体智能与东方对智慧、对心与身或心与脑相互关系的认识，非常切近。以中医为例，虽然《黄帝内经》中很早就认识到脑是人的思维器官。如所谓“头者，精明之府”（《素问·脉要精微论》）“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处于项中”（《灵枢·大惑论》）“脑为髓之海”（《灵枢·海论》）等说法。但中医似乎更强调“心”的作用，甚至就把心作为情志、思维的器官。有所谓“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灵枢·邪客》）等说法。[56]再联系到其他学者诸如“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墨经·经上》）等说法，可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更强调“心”在精神和思维活动的作用。这难道是因为古人错把“心”当作一个像脑一样的思维器官？还是因为他们所讲的“心”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心脏的“心”？其实，只要联系到古代哲学和中医中倡导的整体观和“气一元论”思想，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人要把心看作“君之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