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人类个体的视觉器官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对于视知觉活动所持有的态度、所形成的主要表达形式以及对之所进行的“解读”等，在不同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是有差别的。尤其是在不同文化框架之间，这种差别是比较明显的。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知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埃莉诺·吉布森（）所认为的，文化对知觉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个体的习惯和态度具有其文化特征，它们在个体的知觉方面起着决定选择的作用。”[33]可以说，视觉及其知觉表象活动提供给人们辨认和解读不同文化世界的方式。只是这种方式在东西方科学认知活动中因对视知觉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别来；相比较而言，视知觉在东方科学认知活动中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下面，我简要梳理两种不同的视知觉观及其各其各自呈现的基本的形态差异。
（一）东方的视知觉观。总的来说，东方人最讲直觉和直观。这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对于直觉和直观，虽然它包含着主观意念的成分，但是撇开它的思辨的、神秘的面纱，它总是同视知觉等感官知觉发生最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东方人的认知形式更多地体现为看、直观、观察以及“取象比类”。
例如，印度古代通常把哲学称作“见”（darsana）。在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中，有着对“眼睛”的赞颂。如《原人歌》写道：“原人（Purusa）有千头、千眼、千足，他在各方面拥抱着大地，站立的地方宽于十指……月亮是从他的心中生出来的。从他的眼睛生出太阳。”这些典籍中同时也赞美祭司和巫师的直观能力。在同样古老的佛教理论中，大千世界的一切物质现象被理解为“五蕴”中的“色蕴”，即人们的感觉器官直接感觉到的物质对象。在五种感官中，视（或眼）排在第一位。再加上“意识”，便构成佛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六识”说（后来为“八识”说）。由于色蕴是依于“识”而立的，所以《杂阿含经集》中说：“一切依于识而立。”[34]
如果说印度智者对视知觉的论说与肯定总是被神秘的宗教氛围所笼罩，那么中国先贤对视知觉的地位与作用的表达则更为直白、更为明了。李约瑟曾经谈到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家思想中有关“观”字的深刻含意。他认为，从字源学的角度来看，“觀”的原意是“观看”。它是部首“雚”和“见”的结合。“觀”的最古形式是一个鸟的象形，这种鸟或许就是鹳。因此，这个字的含义可以引申为观察鸟的飞行，其目的是要从所得的朕兆中作出预言来。[35]此外，“觀”字在《左传》中就已经具有瞭望塔的意思，并被用它来正式表示为通过占卜而对自然现象所进行的观察。由此，李约瑟认为，“觀”字体现了中国古代对自然进行观察的原意。事实上，在《周易》中，“观”的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含义只能是视知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解字》中将“观”定义为“谛视也”。这里，“观”虽然不是一般地看，而是有目的地看，但它仍然是一种看，即离不开视觉活动。
在《周易》中，对“观”的认识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易传》有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彖传》）；“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系辞上》）；“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等[36]。这里都谈到了“观”字，但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宽泛，例如，通过“观”来“通时变”“王天下”“体民情”等，已不是单单一个视知觉的“观”所能包含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