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主体的实体性必然内在地蕴含着主体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先决条件，必然构成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先在性”或“即成性”。所谓主体的“先在性”或“即成性”，是指主体是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基础、条件和范围。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主体是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起点、原点，是先于特定认识和实践活动展开的既成结构或系统；二是指主体的认识对象必然要从主体或主观方面来加以接纳和理解。这实际上为认识活动设定了一定的条件、范围和界限（虽然不是固定不变的）。对此，康德曾经有过详细的阐述。他说：“我把一切不研究对象、而是一般地研究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就这种方式是先天地可能的而言——的知识称为先验的。”[33]在这里，先验或先天是指某种不与当下或后来的经验发生关系的、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是某种独立自存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纯粹理性”。虽然这种东西不一定表现为时间上在先，但它一定是某项认识活动发生时就已经有了的东西，并且是一种先天认识事物的能力，是人们认识对象不可或缺的条件。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活动不是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同时还具有构建新环境、挑战恶劣环境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是依靠社会化了的组织形式而形成的，而且人类活动的成果必然以累积的方式作用于整个种系。这个累积的活动成果就是文化。正是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出了文化这个人造物，而文化一旦形成，它又会作为“环境”的一部分进一步影响着人的实践性活动。这样，在人（主体）、自然（客体）之间不仅有着“直接”的相互作用，而且通过“文化”这个中介，人与自然之间也发生间接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文化本身也是实体性活动的产物，它们以主体扩充物的形式反作用于主体本身，并在更大范围内成为主体的构成要素。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4]从科学主体与认知的角度来看，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已经形成的认识形式，使一定时代的人类种系智力系统和思维载体不可能是“白板”一块。它们实际上都继承了一大笔智力和思维的“财富”。按照皮亚杰的观点，认知活动的发生存在一种初始的状态，即一切认知活动赖以进行的“先行结构”。因为“在动作的普遍协调中包括一定量的初级结构，它们足以做反映抽象和原来的构造过程的出发点”[35]。不仅“思维开始于生命组织所固有的结构”，而且动作图式形成中的同化机制也离不开某种先行结构，即使活动中形成了新的结构，“发展中新结构并不消除那些先行结构”[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