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的问题涉及科学的主体方面；人们对认知问题的忽视与对科学主体及其认知结构研究的缺失有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科学研究的对象，强调科学历史中的统计结果、事件、过程以及作为个体的人物，一句话，注重科学研究、科学历史分析的客观方面，而忽视其主观方面。套用马克思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时的一句话，当前的科学历史、科学哲学没有从主体和主观方面去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由于这一原因，科学仍“被看成为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作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13]。为此，从科学主体的方面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必须看到，主体性的缺失与某些哲学观念和研究倾向有关。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科学主体研究的性质已经发生逆转。哲学分析学派和逻辑经验主义在理性主义原则的支配下，使一切研究对象逻辑化、符号化和客观化。例如，德国逻辑学家G.弗雷格（GottlobFrege）主张将具有主观性内容的心理学摒弃于逻辑学研究之外。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M.石里克（MoritzSchlick）也认为，一切知识因有其逻辑形式，尔后才能成为知识。因此，过去以“人类的知识能力”为研究中心的议题将转向研究普遍的可能的语言方面。对此，皮亚杰批评G.弗雷格以来的逻辑是“没有主体的逻辑”。他说：“当认识论单纯地向自身提问，什么是一般的知识时，它就在相信自身能够做出抽象，认为不必求助于心理学，因为事实上知识获得之后，主体就退出舞台了。”[14]德国现象学鼻祖胡塞尔（EdmundHusserl）也批评逻辑实证主义不过是“将哲学的头颅砍去了”的学说。
但是，这种试图回归或重建科学主体性的声音并不强烈，其效果也并不明显。有的学者，如福柯甚至放言：“人已死。”在福柯的解构主义话语体系中，通过所谓“话语”“话语事件”“话语实践”（都是一个意思）的编织，知识的形成被归结到无意识的，充满着断裂、分叉、扩散、重叠的世界系统当中。在福柯看来，思想史、观念史、科学史等不过是由诸多话语实践相继而成的关系的总体。在话语形成和陈述描述的过程中，“我们不把各种陈述过程的方式归结于主体的单位——这关系作为对合理性的纯创造性审定的主体，或者作为综合经验功能的主体。它既不‘认识’，也不是‘知识’”[15]。从这个视角出发，福柯认为，“知识”大于“科学”，而“知识”不是主体认知的产物，而是历史实践的产物。这样，知识或知识实践就成了科学的主体，是知识而不是主体建构了科学。那么，知识又是谁创造的呢？是“历史”吗？从福柯的描述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历史”。但这个历史（包括思想史）是一个“不见人影之历史”[16]。当然，福柯并不同意说他公开否定主体及其存在性。他辩解说：“我不想排斥主体的问题，我想界定主体在话语的多样性中所占据的位置和功能。”[17]或许他想让人们知道，他所确定的主体的陈述制度既不借助于超验主体，也不借助于心理主观性，只是能够以他自己的方式来重建主体和主体性。然而，他的这些想法与他的作为相去甚远。他实际上通过所谓话语实践将实践的主体或承载者给消解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