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科学人类学进路。按照一般的理解和约定，人类学是认知科学六大学科当中的一支，在认知科学中，它着重于从人类的体质和文化两大方面阐述人类的认知现象。从历史上看，人类学、人种志、民族科学、民俗学等比较早地涉足于西方文明以外的所谓异域或不发达民族的文化与心理的研究。在一些早期的研究成果中，不乏有关不发达民族甚至“原始人”“野蛮人”的语言、认知、思维与其文化相互关系的有启发意义的材料。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Boas）于19世纪末，通过对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土著居民进行的长期考察，发现土著居民在语言、思维与环境三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他的研究为后来人类学对感觉和知觉的范畴分类研究奠定了基础。又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LuciénLévy-Brühl）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对原始人思维中的集体表象以及原逻辑思维与计算和运算关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对说明人类科学概念（特别是数概念）的起源及其特征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和分析。[67]到20世纪50年代，一种集中探讨原始民族的知识和技能或“民间分类知识”（包括植物和动物）的所谓“民族科学”（ethnoscience）开始出现。该学科同时标志着人类学的另一个分支——认知人类学（CognitiveAnchropology）出场。在民族科学家和认知人类学家看来，民族科学之所以冠之于“ethno”的前缀，就在于它强调了知识和技能的地方性，而之所以称为“科学”，是因为它不仅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还有自然科学特别是植物学、医学、生物学等的属性（当然它更多地集中于“分类”方面）。[68]在基本理念与原则方面，民族科学集中于“人类文化与人类思维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使人类学特别是认知人类学在说明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科学概念的形成、不同科学（思维）类型与风格等方面原本模糊的一些问题变得明晰起来：人们不再认为民间分类体系、民族科学等是“前科学”或“非科学”的东西，而是把它与西方科学文明相提并论，像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那样，使“野性思维的原则合法化并恢复其权利”[69]。当前，科学史、科学哲学呈现出“人类学化”或“人类学转向”，并产生出“科学人类学”（ScienceAnchropology）新兴交叉学科。[70]
以上从八个方面归纳了科学历史研究中的不同的认知进路。这无疑将丰富我们对科学现象和科学历史的理解。但必须指出，这八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许多方面，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交集。对于完整的科学历史的认知说明而言，突出某一方面，采取综合的进路，或许是更为可取的研究策略。
[1] 〔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141页。
[2] 〔美〕南希·J.纳赛希安：《打开黑箱：认知科学和科学史》，焦梅英、于祺明译，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11期。
[3] 宋正海：《为什么中国人未能发现哈雷彗星》，载宋正海、孙关龙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第430～433页。
[4]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第627页。
[5] 〔美〕M.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张祖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91页。
[6]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8页。
[7] 〔美〕乔治·萨顿：《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下），郑诚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第3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