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思维心理学进路。对科学研究中心理活动的研究由来已久，不独自然主义学派和认知学派所为。在早期的研究中，一些科学家注意到不同的思维风格或思维类型对科学研究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例如，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家皮埃尔·迪昂（PierreDuhem）就认为，那些能够在其视觉想象中展现大量物体运动的清晰而又细致图像的科学家，都属于所谓“宽阔思维”类型的科学家。还有的科学家或数学家依据自己的体会或心理“内省”，专门研究某一学科领域内的科学发现或科学发明的心理学。例如，法国著名数学家雅克·阿达玛（）就结合自己的数学研究体会和内省意象，同时又结合费马大定理、黎曼猜想、伽罗瓦关于一类积分周期的知识以及彭加勒关于变分计算等著名例子，对“数学发明的心理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50]他对数学创新研究中的“灵感”的肯定、对发明和发现阶段的划分以及对数学家调查结果的分析等，为科学史研究的思维心理学进路拓宽了前行的道路，也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另外，不少职业心理学家也加入这项研究的队伍中来。其中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A.马斯洛（）在他的《科学心理学》（1967）一书中，不仅从他的人格与需要理论出发区分出科学活动中的“渴望驱动型”与“非渴望驱动型”，而且概括出科学研究中的病态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对确定性的强制性需求、惧怕无知、对控制力的盲目渴望等。他认为，“这些心理特征正是现代科学事业核心价值观的病理特征”[51]。其中的一些学者认为，科学史与科学心理学的关系如同天文学与物理学的关系；若不对科学心理、科学思维的过程、特征、机制等作首尾一贯的说明，就不可能制定出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的科学史理论。[52]在当代，科学心理学聚焦于科学思维尤其是科学推理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关于科学思维的认知模型及一些典型的研究范例。[53]其中，心理学家P.N.约翰逊-莱尔德（-Laird）的心智模型理论被广泛采用。[54]
第四，认知语言学进路。该进路意在把人类的语言和科学思维看作是一种互动过程，力求揭示语言、大脑神经机制和科学思维三者构成的相互映射关系，从而阐明科学概念的形成、科学理论的构造（符号化）以及科学建模等过程。在历史上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在随后的研究中，一些语言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通过对语言中的修辞、隐喻、类比等现象的深入研究，为科学思想的认知语言学路径打开一个缺口。例如，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玛丽·海西（MarryHesse）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重点研究科学中的隐喻问题。其意义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迈克尔·布雷德（）所指出的，隐喻在科学中具有修辞启发作用，是科学理论化所必不可少的要素。通过对语言中语义的分析，人们能够很方便地建立隐喻在科学解释中的中心性地位。[55]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当代著名认知语言学家G.莱科夫（GeorgeLakoff）等人。他们认为许多科学概念的形成正依赖于我们的日常概念，而日常概念常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莱科夫以数学为例证明，人们对数学概念的掌握也是从日常经验入手进行的，即使是高等数学中的集合论，也是如此。[56]由于认知语言学路经对语言的语义内容、语言的情境发生、语言意象图式和隐喻构造以及语言与感知活动和特定文化的相互关系的重视，在一定传统上是对传统演绎解释模型和逻辑分析方法有益补充和修正，同时也将传统研究中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相互隔离的状态加以扭转。那种强调在语形、语义和语用三者相统一基础上的“语境化”分析，为科学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