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知识进化论进路。该进路的研究者大多遵循机体主义或生物学主义的观点，所依据的学科主要来自生物学、遗传学、感官生理学、生物进化论等。他们试图用生物学的概念框架和语言来抵制物理主义。在他们眼中，人类的所有活动，包括科学技术的成果都是生物有机体自身适应环境的产物。甚至高层次的理性思维也是一种特定的适应现象。就认识主体而言，认识主体的结构被认为处在认识过程的核心位置上。因为认识或知识的产生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当中，认识的深化和改变主要依靠认识主体构造的改变和认识能力的提高。然而，一定的认识主体是由受生物学和遗传学规律支配的、既成的先天“装置”所组成。这种装置在亿万年的生物进化过程中与自然本身形成了某种“天然”的联系。因此，人类要深化和变革其与自然的认识关系，就必须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适时地调整认识主体的内部构造，以突破自然界给予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大脑的作用十分突出。可以说，正是通过大脑独特的神经构造和超强的思维能力，人类才产生不断深化的认识，推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观念，科学哲学家D.坎贝尔、卡尔·波普尔、彼得·门茨（PeterMunz）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知识进化和科学发展的过程和内在机制。例如，卡尔·波普尔在他的进化论的知识纲领中，试图把达尔文主义扩展到全部知识领域。他明确地说：“我们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十分类似于达尔文叫做‘自然选择’的过程的结果：即自然选择假说。”[49]
第二，发生认识论进路。该进路主要由皮亚杰作出。作为一个生物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典型的自然主义范式。他一直认为，生物组织与认识组织之间有着明显的“结构同型性”，对人的认识结构和认识机制的说明离不开对生物有机体的活动以及生物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说明。在皮亚杰的整个认识论方案中，其核心的部分正是生物有机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基础上的心理发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外部方面的适应性构成了主体对客体的顺应，来自内部方面的组织则构成了客体被主体的同化，而顺应与同化两个方面的动态平衡则构成了智慧的形成与发展。正是着眼于这样一种基本认识，皮亚杰详细探讨了儿童心理及其日常概念形成和生成的过程与阶段划分。其中，皮亚杰试图在科学概念的历史发生和儿童心理发生之间寻求某种内在关系和机制的说明（详细内容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当然，皮亚杰没有全面地去探讨这类问题，因为他的工作重心并不在科学史方面。近些年来，发展心理学家A.卡米诺夫-史密斯（-Smith）、哥尼克等人的儿童心理学研究可看作这一进路的继续和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