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自然化的认识论在科学哲学中所引起的“转向”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把科学哲学特别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对象当作自然现象来研究。即“从自然化实在论的观点来看，一切断定都有可错的猜测的那种地位，它们没有那种赋予它们以规范断定的特权的那种更高的地位”[45]。因为，任何经验的对象都有可错性或可证伪性。这样，科学的命题和逻辑分析就不再具有核心的地位，它们逐步让位于经验或实证的对象。自然科学和科学史重新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二是强调科学认知主体的作用，把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增长看作是科学主体自身进化及其在与科学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建构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发现过程被摆到了突出位置，科学知识的形成与科学思维过程被当作同一范畴来看待：认识主体不再是“黑箱”，它的内在的心理结构、语言结构和神经解剖结构以及认知主体的社会与文化构成等都被加以充分的描述和展现，其中自然也包括无意识的、创造性的心理（思维）过程的实证性说明。三是重视多学科的综合作用，善于运用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这些学科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当年曾提到的哲学史、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以及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等，还包括以后形成的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理论、认知神经科学等。所有这些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有效地解决科学哲学及科学史中的认知问题拓展了新的空间。
在明确的自然化认识论旗帜之下，科学历史研究的“认知路径”逐渐形成。例如，美国科学哲学家N.R.汉森（）从视知觉心理学入手，研究近代天文学家第谷和开普勒两人的观察模式的差异，得出了著名的“观察渗透理论”的结论。受其影响，库恩运用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和格式塔心理学原理，深入探讨科学革命中科学范式的转换问题。近二十多年来，不少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以及认知科学家自觉地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中开展研究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L.达登（）讨论了曾对孟德尔遗传学的发展起很大作用的认知策略问题；纳赛希安吸收利用了认知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以促进对物理学发展史的认识；P.萨伽德通过计算机建模去分析科学史上重要科学概念的变化过程；M.所罗门（）从板块构造学这个案例中认识到“助发现法”在科学决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A.哥尼克（）提出一种类比的科学认识论，将儿童发展心理学与科学概念统一起来等。此外，科学探究过程中影响认知的因素、认知模型的建构等也纳入人们的视野当中来。[46]纵观这些研究，有的选取某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认知过程，作案例性的剖析；有的依据自己熟悉的某一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加以理论的概括与延伸；还有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和方法，对科学史中的认知过程进行模型化处理等。用认知科学哲学家R.吉尔（）的话来说，在自然主义框架下对科学所进行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科学的认知进路”（scientifialcognitiveapproach）。这一进路诉诸认知结构和过程，以说明科学家模型的形成和选择，包括科学表征、概念变化、科学发现的心理过程等。虽然这些研究不排斥科学中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但它关注的更多的是科学家个体的认知活动，并且因对自然科学、认知科学运用和理解的差异而显示出具体认知进路的不同。[47]连同较早期的研究成果，我归纳出以下八个方面的具体进路。[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