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类文明是人类科学的母体，而文明本身又是以文明体为基本单元的，那么，科学以文明体为基本单元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对此，美国科学史家、计量科学史的开拓者D.普赖斯（DerekJohndeSollaPrice）立足于文明的发展线索，从不同的文明特异性及其相互间的比较中来探讨人类早期科学的发展道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范例。在《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一书中，D.普赖斯写道，“由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经得起学术分析的高级文明发展的完整序列，对这些文明的了解我们正处于比前人深入得多的起点。我们有亚述人、古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中国人、印度人、伊斯兰帝国和我们的当代世界”，“它们各自都有足够的特色和特点，使我们把它们看作一个独立的历史存在。但同样清楚的是，它们一起又构成一个有代代相互联系的文化族系”，“由于我们对这些较为孤立文明的新知识，过去我们只知道有希腊奇迹和我们的由来的时候，既不可能提出也不可能得到解答的一个问题现在变得有意义了”。[15]这个有意义的问题就是，相对发达的希腊科学和近代科学的产生都得益于古巴比伦、古埃及和中国等其他文明的滋养，不同的科学文明之间因相互影响而取得共同的进步。很明显，D.普赖斯正是从文明体的角度来考察科学发展的。从文明体出发能够为我们描述科学发展提供一种大的视野：那些纷繁的科学历史现象和浩瀚的科学历史资料，不再成为科学史家机械地搜集起来的“碎片”或“流水账”，而是一个层次分明、含义丰富的有机系统；不同科学文明之间的优劣比较，也变得一目了然。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历史上科学文明板块的“断型”“扩张”及其“边缘效应”等。例如，著名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Koyré）、戴维·林德伯格（DavidLindberg）认为，早期希腊科学文化在中世纪经历阿拉伯人转手的过程中出现了“断裂”。史学家詹姆斯·麦克莱伦（）、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SandraHarding）等人认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伴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而同步进行的。由于这种“扩张”，人类科学区分为所谓“北方科学”与“南方科学”两大板块，存在所谓“中心区”与“边缘区”。
借助于地质学和地球科学中的“板块”术语，同时根据文明的地缘性，我将科学文明的基本单元称为“科学文明板块”。很明显，科学文明板块的内涵是综合的，即它从宏观系统出发，将自然环境、人类活动、文化资源、社会组织与结构、生物神经系统、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都纳入整体视野中来，同时侧重于科学文明和文化方面。它既是基于“天—人关系”的系统，也是基于“认知—地理—社会（文化）”三者关系的系统，但与传统地理环境决定论有所不同。即这种科学文明板块不再把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因素看作是孤立的、决定性的东西，而同时强调文化、人类实践方式等的积极作用，并把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的影响看作是其与文化、人类实践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准确地说，作为一种借用，科学文明板块概念意在表明不同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地缘性，又在相当大程度上表现出地理区位的差异性，而它的内部则是一个相对稳定、匀质的整体。有了这样一种概念，理解“科学文明板块”也就容易了[16]，据我所知，英国李约瑟研究所的C.卡伦（）教授比较明确地使用了“科学史的构造板块”（tectonicplatesinthehistoryofscience）短语。[17]意思与我的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