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不同文明的考察我们还看到，任何一个文明体的确立不仅离不开特定规模的人类共同体（表现为具有血缘关系的种族、部落联盟、民族、国家等），而且必然立足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和地理位置，即文明的地缘性。正是文明的地缘性和空间性使得我们能够区别不同的文明体。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地缘关系中的“空间”自然是指地球上的空间。换句话说，空间的含义就是我们对地球表面的理解。而这个空间可以依据特定的指标而划分成大小不同的片断或区域（region），也只有从这种区域出发我们才能获得科学文明的空间属性。
在历史上，不同的文明体都占据着不同的地理空间，而这些地理空间显示出由诸多自然环境因素造就的单元性或“板块性”。例如，印度文明以印度次大陆为板块标识，希腊化时期的文明以环地中海为板块标识[6]，阿拉伯文明以亚洲的阿拉伯半岛为板块标识，华夏文明以华北平原为主要板块标识，伊朗文明以伊朗高原为板块标识等。即使那些没有明显标识的地理环境，也能够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识别系统。如古埃及文明所处的地理位置并非天然地享有一个大型陆地板块，而是被一道道天然屏障紧紧包围。其西边是沙漠，北边是大海，南边是崇山峻岭，东边则是古代条件下难以逾越的红海。除东北方向有通往叙利亚地区和两河流域的一条狭长的陆地通道外，埃及整个儿地“蜷缩”在尼罗河谷地带及河口三角洲一小片地区内，周边各个方向都缺少伸张和拓展的空间。[7]但正是这样一种地理环境却提供了一种形成古埃及特有文明的基本前提条件，也能够使人们从这样一种地理环境中识别出埃及文明。
当然，地理或地缘环境绝不仅仅是一种空间方位，它还包含因独特的地理空间或地缘位置而产生的诸多自然条件，如地形地貌、气候、自然资源等。一种文明的产生正是生活在特定地理—自然环境下的人群与他们所处的地理—自然状况进行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注意到，人类最初的活动舞台是受制于他们所遇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原始生态系统的。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产生的诸生态因素，如气候、温度、湿度、土壤、地质地貌、水资源供给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环境下的人类活动的“初始”方式也就有所不同。如狩猎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决定其社会组织形式不同于以种植为主要自然环境和条件的社会组织形式。所以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H.J.德伯里（）说：“一种文化显示出一个地区的特征。”[8]虽然人们不能简单地从一种地理—自然环境中推论出一种文明或文化特质，但特定的地理自然环境的确在塑造一种文明性格、培育一种文明模式方面，具有十分关键性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地缘（自然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文明的命运或历史）现时表现，影响了该文明的精神品质或属于该文明的人们的文化‘认同’，或者说，地缘—自然因素塑造了一个文明本身”[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