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科学历史的研究者来说，那种以单个认知主体和共享某个范式的共同体为基本单元来解释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科学认知的本质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的主张，通常面临如下问题：不能解释历史上科学发展的地区性、民族性差异；不能解释历史上各种科学文明中心的形成以及后来的科学技术活动中心的转移过程；不能（有效）解释科学类型与文化或文明类型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即不能解释特定的文化资源、实践方式、技术形式对科学认知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不能解释科学思维（推理）风格的相对稳定性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不能说明类似于科学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在《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一书中所探讨的具有长波频谱效应的科学文化（文化心态）的交潜演进过程；无法建构全球性的科学知识体系或概念框架等。不言而喻，对中国、日本[3]或印度来说，传统学说无法或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像“李约瑟问题”这样的问题。所有这些需要我们从问题（而不是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新的视角或视点。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萨顿就提出一种科学的文明史观。他正确地指出：“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4]从这种科学的文明史观出发，他本人主张：应当从文明的发展实际进程来考察科学的历史；应当不只是研究古代希腊的科学，还要研究对古希腊科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印度的科学；不只是研究近代西方文明中产生的科学，还要研究东方文明中产生的科学。例如，中世纪伊斯兰—阿拉伯科学。
确实，科学产生于人类文明的“母体”当中，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文明体都对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这些文明体包括诞生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与恒河、黄河与长江等大河流域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古老的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克里特等文明古国和地区。还包括在这之后衍生出来的一些文明体，如希腊—罗马文明、犹太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东亚文明、南亚文明、东正教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等。对于这些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的文明体，历史学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划分与归类。例如，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将其划分为八种文明（或文化形态），即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古典文明、阿拉伯文明、西方文明以及墨西哥文明。另外，他还特别提到俄罗斯文明，并将这一文明看作是人类文明的类型。而在这八大文明中，斯宾格勒特别强调古典文明、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又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考察了20至30个文明体的样本。在他看来，人类的大的文明是由那些相对较小的独立的文明和所谓“卫星文明”共同组成的（当然还包括已经失落的文明）。所谓独立的文明是指那些与其他文明没有亲缘关系，也没有从属关系的文明，如埃及文明、中国文明、中美洲文明，以及从属于其他文明的文明，如希腊文明、非洲文明等；卫星文明则如日本文明、越南文明等，它们是中国文明的卫星文明。[5]不论这种划分与归类带有多少历史学家个人的主观倾向和个人好恶，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提供了一种“文明的视野”。在这种视野中，人的心智、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甚至人所活动的场所等自然地理条件，都被纳入一种称为“文明”或“文化”的范畴中作整体性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