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撇开细节不论，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最为擅长的“取象比类”“假象取耦”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模型的推理（思维）形式和方法。下面举汉代刘向《说苑·善说》中记载的一个例子：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於日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43]
这个例子说明认知过程离不开“譬”，也即离不开人们所熟知的具体可感的事物；通过两个具体事物的对比和类比，人们往往能够以所熟知的东西“喻”其所不知的东西。“譬”实际上提供给人们一种意象，一个心理模型，并建立起一种映射空间；通过把这种意象或心理模型与被认知的对象建立起某种映射关系，往往能够使认知者获得被认知对象的某些属性，进而了解对象。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种“善譬”实际上就是一种譬喻推理，是人类推理的一种形式。[44]
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著作中探讨了墨家的推理形式。他认为，墨家所说的“效”字具有形式、模型、模式和模仿的意思。例如，在《墨经·小取》中就有关于“或”“假”“效”“辟”（同“譬”）“侔”“援”“推”七种具体的推理或推论方式：“‘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45]其中，“效者，为之法也”一句，按李约瑟的理解，当为模仿自然的方法，而且，如果这种模仿得当，那么对原因的推理（推断）也应当是正确的。因此，他认为，墨家之“效”就是一种“模式思维”（model-thinking）。他写道：“墨家关于‘模式思维’的这些辩论，与当代对科学‘模型’的逻辑的讨论中所进行的思考，特别是（虽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那些较欠精密的学科中，其情况极其相似。这要回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科学家关于具体模型在物理学思维中的作用的推测，而与专门使用数学符号表示相对立（如赫兹与麦克斯韦、卢瑟福与爱丁顿）。由此看来，墨子或其弟子的上述七条定义具有一种奇特的现代腔调。”[46]这一评论是很精辟的。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个是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该学者在有关著述中明确提到中国古代老子、庄子思想给予他的影响。认为他们的思想对他发现新的粒子有着直接的启发作用。他说：“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在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47]他举了一个他切身感受的例子，即庄子的一篇寓言使他对百思不得其解的基本粒子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这则寓言是：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内篇·应帝王第七》）[48]
通过这则寓言，汤川秀树认识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往往并没有固定的形式；在当时已发现的三十多种不同形式的粒子背后，可能是一些与已知粒子并不对应的东西。这种东西可能会分化为一切种类的基本粒子，也可能是尚未分化的某种东西，恰如“浑沌”这种东西一样。后来实验研究证明，基本粒子并不“基本”，那些可以成为基本粒子的东西往往是一些类似混沌的东西。这个例子表明，汤川秀树实际上是在庄子寓言中的浑沌与基本粒子性质两个实体（喻体与本体）之间进行了映射，并通过这个映射建起了从已知到未知的桥梁。在他看来，这种映射就是一种“等同确认”，即在两个看似不相同（相似）的事物之间确认或找出“等同关系”。而这种等同确认能力实质上就是人的一种智力功能，是人的创造能力的表现。“当两个事物之间的不同性与相似性都被认识得很清楚时，类比思维就会变得更加富有成果。”[49]
再一个是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该学者通过对东西方科学文化的全面考察以及“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的比较，认为东方的基本哲学观念与现代物理学之间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在认知方式上，东方基本哲学观念所包含的某些现代物理学基本精神大多都是以隐喻和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如，印度教的“湿婆之舞”象征着宇宙中产生和消亡的循环以及诞生与死亡的节奏；佛教中的因陀罗网隐喻着“每个粒子都由所有其他粒子组成”；《易经》中的三爻卦图结构模型可类比于介子八重态结构等。他总结说：“近代物理学对于用语言表达的模型和理论所采取的正是同样的态度，也认为它们只是近似的，从而必然是不准确的。这些模型和理论对应于东方的神话、象征和诗中的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两者是相似的。”[50]
从以上简要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贤哲对世界的图像性、对认知活动的意象性，是有独到的认识和理解的；相比较其他民族尤其是古代西方诸民族而言，具有优先性或优位性。这不仅体现在古代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有关论述当中，也体现在实际的科学认知和实践活动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