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drickson认为，积极情绪的作用刚好相反，它能够扩展一个人的即时思维-行动序列，提高人的创造性，即在当时的特定情境下，积极情绪能够促使人打破一定的限制而产生更多的思想，出现更多的行为倾向。这种思维—行动序列的扩展，帮助个体建立起持久的个人发展资源（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人际关系质量等），这些资源趋向于从长远的角度，用间接的方式来给个体带来各种利益（健康、生存质量和成就等）。通俗来说，积极情绪能促使个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从而产生多种思想和行为，特别是一些创造性或创新性的思想和行为，并把这些思想和行为迁移到其他方面。当个体通过这些思想行为实现了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之后，也进一步深化了积极的情绪体验，形成螺旋式两性循环（见图5-4）。
图5-4 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
Isen等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在中性状态下，个体表现出更高的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效率更高，决策更全面。积极情绪之所以能够促进个体的创造性、成功的问题解决和决策的效率，主要是因为积极情绪对于认知活动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即积极情绪为认知加工提供了额外的可利用的信息，增加了更多的可用于联结的认知成分；积极情绪扩大了注意的范围，导致更综合的认知背景，增加了相关问题的认知要素的广度；积极情绪增加了认知灵活性，增加了认知联结的多样性。即在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的思维更开放、更灵活，能够想出更多的问题解决的策略。
2.适度的积极情绪的自我拓展建构功能
以往研究普遍认同，情绪包含效价（valence）与唤醒（arousal）两个维度，二者分别描述情绪的愉悦程度（积极VS.消极）与生理激活程度（平静VS.兴奋）。然而，随着情绪心理的研究深入，Gable和Harmon-Jones（2010a）对情绪二分法提出质疑，认为情绪其实是与趋近/回避两大动机系统激活有着密切联系，除去效价与唤醒，情绪还应纳入动机这一维度，此即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国内已有学者对此模型予以细致阐述（邹吉林，张小聪，张环，于靓，周仁来，2011）。基于动机维度的这一区分标准，Gable和Harmon-Jones（2010）对于情绪种类进行重新划定，将上述Fredrickson界定的积极情绪进一步细分为低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如逗趣、宁静）与高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如振奋、兴趣）[8]。
